他是晚清印坛开宗立派的篆刻大师，与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齐名，二人以极高成就堪称一时之“瑜亮”；他以独特的印风深刻影响晚清印坛，尤其在岭南地区极具浩荡之势，以至繁衍成为一个新的篆刻流派——“黟山派”，与京派、海派在晚清至民国时期三足鼎立，为中国传统篆刻艺术注入新的美学范式……他，就是黄士陵。
黄士陵，字牧甫，亦作穆甫、穆父，晚年别署黟山人、倦叟等，安徽黟县人，晚清杰出篆刻家、“黟山派”创 始人。其父黄仲和博雅能文，著有《竹瑞堂集》，家学深厚。黄士陵自幼受篆学启蒙，八九岁即操刀习印，展现非凡的艺术天赋。早年因战乱家境骤变，黄士陵被迫离乡谋生，在南昌开设照相馆维生，期间兼营鬻印。
29岁时出版《心经印谱》，初显其篆刻才华。光绪七年（1881年），黄士陵第一次南下广州，结识了一批文人显贵，并得到了赏识及帮助，使其在粤地受惠颇多。之后在志锐等人举荐下，北上京城，入国子监深造，耳濡目染地接触金石碑版等古文字，眼界为之大开，篆刻技艺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士陵再度南下，受广州巡抚吴大澂之邀，做吴的幕客，后又协助学者梁鼎芬主持广雅书院。也是在这期间，黄士陵结交了他人生的重要友人——王秉恩。王秉恩，字息存，一作雪岑、雪澂、雪丞、雪城、息尘等；四川华阳（今四川双流）人，清末民初藏书家、书法家、金石收藏家；同治十二年（1873年）举人，官广东提法使、广东按察使等。张之洞对其深为器重，委派其任广雅书局提调。洋务运动中作为张之洞的重要助手，王秉恩在军事工业创办、新式学堂建设、人才培育等诸多洋务事务上发挥作用。
清 黄士陵刻松鹿薄意田黄石王秉恩自用闲章 1894年作
印文：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边款：雪岑先生将之官江南，属刻苏句。甲午十一月，士陵。
4.8厘米×2.2厘米×5.7厘米 86.1克
出版：
1. 《黄牧甫印存十三集·五》，钤拓本，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2. 《黄牧甫印存》上册，张鲁盦辑，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3. 《中国篆刻丛刊》卷三一P51，日本二玄社，1984年。
4. 《黄牧甫印影》上集P126，荣宝斋出版社，1996年。
5. 《黄牧甫印存》P13，西泠印社出版社，1998年。
6. 《黄牧甫篆刻作品集》P150，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
7. 《篆刻年历1051-1911》P825，台湾真微书屋，2001年。
古今印风相融的典范
此寿山田黄石印作于甲午十一月（1894年），为黄士陵刻赠王秉恩自用闲章，黄王二人交往时间颇长，过从密切。王秉恩身居高位，对黄士陵有知遇之恩。据统计，黄士陵为王秉恩及其族人所刻印作在74方以上，此印为其中闲章字数最多的一方，且用材为极为名贵的寿山田黄石。印面随形，以小篆入印参镜铭意，为黄士陵典型印式；线条兼合婉转与拗张，柔美中含有刚意，极具表现力。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印文，句出苏轼《游金山寺》一诗。甲午战争这一年，广雅书院、广雅书局出现了剧烈的人事变动，王秉恩奉调江南，特嘱黄士陵刻此句入印。苏轼与王秉恩同为四川人，此句既点明王氏故乡四川位于长江源头的地理特征，暗含对家乡的感怀，又直述宦游经历，隐喻宦海浮沉的无奈。此时刻此句极为贴切。在清末金石复兴的时代背景下，黄士陵“以布衣佐于卿相之间”，必定与王秉恩的帮扶是分不开的。
黄士陵艺术成就的核心在于突破明清流派藩篱，以深厚金石学素养融合古玺、秦汉印风。其作品光洁挺劲、寓险绝于平正，他创造性地改用薄刃锐锋，以轻行取势，线条峻厚健逸，章法外板内灵，既保留古玺印的浑穆端庄，又融入汉印的平正静穆。他提出“汉印剥蚀乃年深使然，不应刻意效颦”的革新主张，以光洁妍美之姿重现汉印本真面目，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汉印斑驳是正宗的认识，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汉印的浑厚与质朴。他的作品气韵生动，被视为“今古浑然相融”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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