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自己的人格魅力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这一日天气晴好，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琳与故宫养心殿前的玉璧拍下了这张合影。讲起乾隆爱玉，对她来说一天时间根本不够。

  可以说，之所以想到要做这样一期策划，有着多年玉器保管研究经验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琳是灵感提供者之一。

  今年1月，我们曾为探访清宫藏玉雕的选题特意“进宫”邀请她做过一期专访。犹记得那次采访时间有限，但编辑部的同事们已经感到非常受益。比如在她看来，乾隆是位有着超前审美眼光的设计师，他“仿古而不泥古”，在尊重前人的基础上又总是会花尽心思、别出心裁地去创新，由他主持设计的一些玉雕作品，即便以现代人的审美眼光来评判都是不落伍的。他又十分实事求是，是“仿古”还是“出新”会注得明明白白。更为难得的是，尽管贵为天子，但他在艺术上与人相处却是抱着相当平等的心态，管理起人才来更是一把好手

  拿流行的网络语来形容，这一个接一个基于史实的评价，让我们忍不住开始对乾隆“路转粉”，几百年前这位叱咤风云的帝王形象逐渐在眼前变得丰满和生动。他的多面、他的“不一样”，这是绝大多数人事先未曾知晓的。

基于此，在好奇探秘之心的驱使之下，便又有了这一次的专访。要知道，深入浅出地讲起乾隆，对徐琳而言也许一天时间都不够。在本期专访中，我们听到了更多好玩有趣，又发人深思的故事与细节，对乾隆的艺术品位有了更清晰的体会。

  《中国收藏》：记得上次您就曾说过，乾隆对于制玉的贡献，是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比不了的。

  徐琳：是的。乾隆的性子里存有宽容柔和的一面，与雍正的严苛比起来有天壤之别。雍正朝留下的玉器非常少，能查到关于雍正制作玉器的资料也不多。当然这与当时玉料不够充足有关，很多时候是在用以前的旧料制作，而且雍正本人也更加钟爱瓷器。

  乾隆二十五年，新疆平定，和田纳入大清版图，四部玉贡进京，形成了正式的贡玉制度。制度规定每年分春秋两季贡玉4000斤，但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乾隆从小受儒家文化影响，对有君子之德的玉石非常痴狂。福禄寿喜一类在乾隆玉器中也常见，但创新产品更多的是一些文人偏好的题材，如秋山行旅、桐荫仕女、会昌九老等。当时市面上也出现过很多俗样，他厌恶至极，称之为“玉厄”，顾名思义，他认为那是对玉料的摧残、制玉的噩梦。

  为了避免更多俗气的玉器产生，乾隆开始大力提倡仿古。但他的仿古不是纯粹地复制，而是借鉴了部分造型和纹饰，又加入自己的想法，做到仿古而不泥古。可能是因为表述的原因，这里我也想更正一下上次对刻“乾隆御用”的说法：如果这件作品是前朝留下或地方进贡及外来的玉器，有时就会刻“乾隆御用”或者“乾隆御玩”款。

  《中国收藏》：乾隆认为什么样的玉样是“噩梦”呢？

  徐琳：他要求玉器的造型一定要优美，结构繁复、造型臃肿的他都不喜欢。其实今天我们的玉雕行业中都存在这样的通病，就是不舍得去料，比如一件玉瓶本来可以做出很美的外形，但最后总是被做得很笨重。而且面对一块玉料，首先考虑的是做镯子、牌子这类玉器。当然这与迎合市场、考虑成本有关。但乾隆不是这样看的。话说回来，尽管“贡玉”制度让当年乾隆制玉在原料这方面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但实际上他对一层一层过于繁复的镂雕也很反感，认为这是对玉的糟蹋，这些观点在他的很多诗文中都有体现。

  《中国收藏》：关于他对玉的痴迷与独到之处，您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徐琳：比起辽、金、元，清王朝之所以能统治那么长时间，主要原因是满族统治者完全接受了汉文化。到了乾隆这一代，无论政治还是文化方面，可以说都达到了集大成。玉器是乾隆寄托儒家文化思想最多的载体，熟读典籍的他甚至专门写过《圭瑁说》《圭说》这样的论文，考证了玉圭从周朝以来的源流，希望世人能够重新了解古代玉圭的礼制。这两篇文章后来多次刻在不同颜色、规格的玉圭上，还曾被刻在收藏玉圭的木匣上，也被收录在《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读后令人惊叹。你会发现与我们今天写论文差不多，很规范，常常把大字作为正文，小字作为注释，体现了他在传统文化上的深厚功底。

  粗略统计，乾隆纯粹咏玉的诗大约有800多首。只要是他喜欢的玉器就会题诗。他的题诗会运用很多极富文学性的修辞手法，比如“大禹治水图”山子，乾隆一开始并没有如常规那般写大禹是如何治水的，反而说起了河源。所谓河源即黄河的源头，他认为这个地方在新疆。能把黄河源头收入国家的版图，这些玉料真正成为“自家”的东西，你可以想像乾隆在题诗的时候是多么畅快和自得的。

  乾隆是一个精力特别旺盛的人。如果来了一批玉料，他首先要求分等级，然后拿一等料让工匠画样，做一些宫里急需的器皿和佩件。工匠画好样子后一定会呈览乾隆，满意才会被批准制作。有时候在处理政务之余，他会突然关心起一件玉器的制作进度，会亲自去看半成品，认为不好的就必须重新修改设计方案，很多时候他都会亲自过问。这些对于乾隆而言都是很日常的。你想，作为天子他能对制玉如此用心，这是普通人无法想像的。

  《中国收藏》：现在网络上有种声音，说是乾隆在审美上与老爹雍正相比要差远了，您怎么看？

  徐琳：可能这种声音更多是集中在瓷器上。雍正爱好瓷器，乾隆则瓷器和玉器都喜欢，但对玉器的题咏更多。不过即便是瓷器，乾隆时期出品的也不全然是花花绿绿的，同样有着“冷淡风”的、用今天的来话说属于“极简主义”风格的作品。我想这是一种个人审美口味的选择，没有可比性。

  《中国收藏》：回到乾隆的亲力亲为，这当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徐琳：说说《丹台春晓图》山子吧。“丹台春晓图”又称“南山积翠图”，由宫廷画家方琮设计画样，并与如意馆玉匠邹景德合作出样。但在审料时，由于充满了绺裂，大家都认为这是块废料。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二，皇帝亲自到咸安宫门前审这块重达3000斤的玉料。仔细看过后他认为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制作陈设件应该没问题，因为如此大型的原料不可能没有石性。于是着令造办处“即交两淮盐政寅著，照样成做”。

  因为玉料庞大沉重，不可能来回折腾，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寅著特地将打造好的木样呈览乾隆并获批。乾隆四十五年，《丹台春晓图》山子完成，玉山连座通高2米，恢弘的气势可想而知。乾隆亲自御题《咏和田玉台丹台春晓图》，形容其“青质白章如设色，镂峰刻树自成形”。可见成品是非常绝妙的，山石的峭壁、正好利用了原本的绺裂。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件经典作品，要归功于乾隆当年的眼光和坚持。

  《秋山行旅图》山子制作也有故事。这件山子由金廷标画样，于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开始制作。但六个月后，邹景德发现，这期间包括四个月的夜工，才做了两成，已用银607两，如果昼夜赶工也要五六年才能做成。

  于是他通过造办处把情况反映给乾隆，并且提出了一个可行方案：苏州做过大青玉回回进宝一件，耗时五年零八个月，实销工料银1961两；扬州做过青白玉回回进宝一件，耗时两年零一个月，实销工料银194两。

  原来这当中也是有“门道”的。扬州素来是富庶之地，所以上报的银两钱数是有“水分”的。

  当然了，今天我们暂且只论艺术。邹景德的意思很明朗：咱们就送去扬州做吧，省钱又省时。乾隆接纳了这个建议，命扬州两淮盐政接手。经过扬州三年，乾隆三十五年七月，这件作品面世，耗银仅3000余两。

  完工后，乾隆曾两次为其题诗，其中一首中写到：“画只一面此八面，围观悦目尤神超。”也就是说，比起书画的平面，山子是对立体山水画的再现。这充分表达了他的制作理念：把书画搬到玉雕上，可以流传万世。

  如此大型的山子如何雕刻而成，当时的雕琢过程没有记录下来。现在光凭资料和设想难以定论，我为此专门去扬州寻访了一些老匠人，但他们都不知道其中的奥妙，非常可惜。

  《中国收藏》：以玉雕为例，乾隆的管理方式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

  徐琳：史料中曾记载过这样一个例子。新疆被收复后，玉路畅通，按照乾隆朝的规定是不允许私自采玉的。当时新疆有个叫高朴的官员就犯了这样的大忌，乾隆得知后非常愤怒，他认为这样会使得朝廷失了民心，所以他没有将高朴押送回京，直接就地处死，严惩不怠。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云龙玉瓮”。乾隆十八年，他命玉工李世金和刘进孝对元代“渎山大玉海”进行修复改制，以此揣摩元代治玉匠人琢制大型玉雕技术的方法过程。正是有了这样的学习，才有了乾隆二十八年第一件大型玉雕“云龙玉瓮”的诞生，标志着古代治玉工艺达到了一种技术的高峰。

  乾隆在这件玉瓮的题诗中，就记录了严惩高朴之事。有意思的是，在警诫为官不要劳民伤财的同时，他也不忘对这尊玉瓮的制作工艺、艺术水平超越了元代表示出了满意之情。这能看出身为帝王的他既有威严不可撼动的一面，也不乏可爱的一面。

  而在管理工匠方面，乾隆也自有一套。为乾隆制玉的工匠大多是从苏州、扬州等地推荐来到宫里的，乾隆认为好就会留下，只要工匠愿意，可以一直干到实在干不动了才告老还乡，并且他会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

  大型山子和镶嵌各种宝石的盆景都是乾隆时期的特色，不仅如此，各种陈设器皿乾隆朝做得特别多。器皿件在明代，以及雍正时期都做过，乾隆继承了传统，并且精益求精。当时他拥有最好的工匠和玉料，另外还有最好的设计师、书法家、画家的参与，达到顶峰也顺理成章。

  《中国收藏》：他和这些工匠们相处，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徐琳：乾隆曾写过一篇《玉杯记》，记录了他的一次鉴赏经历。

  有一次乾隆得到一个玉杯，觉得很古朴，但又拿不准具体年代，于是便向造办处领班姚宗仁请教。姚宗仁是苏州人，清代琢玉高手，常年生活在宫廷，其祖父和父亲都擅琢玉，因此他常常帮乾隆做鉴定。

  一见此玉杯，姚宗仁笑答：“嘻，小人之祖所为也。”意思是，这个玉杯出自其祖父之手。

  一开始乾隆不信，因为玉器不入土是不会有沁色的，姚宗仁的祖父不过是康熙年生人，他做的玉杯怎么可能有沁色？这时姚宗仁就解释道，祖父是用了一种特殊的仿古方法，叫“琥珀烫”。将琥珀熬制成液体，再将杯子放到琥珀液里慢慢煨，经过一年以上的时间，琥珀颜色进入玉器，便有了这种效果。

  这种手艺在乾隆时期已经几近失传，只有姚宗仁知道。乾隆听了后觉得很有意思，于是撰文《玉杯记》，后来还把这个杯子配上檀香木托，连同写有此文的册页一起，珍藏在一个黑漆描金匣里。

  你看，姚宗仁敢于在皇帝面前道出家族制玉的秘密，完全没有“欺君”的担忧，而且两人对话的口吻如此轻松；还有前面提到的邹景德直率地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议，都说明了乾隆与工匠们是常常打成一片的。

  实际上，与匠人、艺术家的相处，乾隆是非常平等的，他可以做到不耻下问，很尊重对方。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但无论是姚宗仁、邹景德还是金廷标，这些人都愿意跟在他身边，这就是乾隆人格魅力的一种体现。

  （注：本文配图均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由采访嘉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