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潮人追过的尚品

  黄金，因其历久弥新、令人炫目的魅力，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追崇，既是装饰圣品，也是财富象征，在中国不仅广受欢迎，并且早已以饰品的形式融入民间生活之中，形成特有的金饰文化。

  但金饰的种类繁多，款式新旧、铸工好坏、重量大小、成色高低各有不同，分属不同的消费形态，满足装饰、实用、炫耀、保值等需求。长久以来，客户依据其性别、身份、财力、动机等，各取所需。

 

|  小资女的佳选  |

 

  民国以前，待嫁闺女筹备嫁妆，必须在财力条件下做出取舍。金戒指、金耳环等小件饰物过于寒酸，金镯、炼等又重秤压本。几经考虑，多功能的发簪——“金耳挖簪”（如图1、图2、图3所示）每每胜出，雀屏中选。

  晚清重臣曾国藩一向以治家严谨著称，对于女儿出阁有一特别规定：嫁妆以白银200两为限。后来，其二女纪耀出嫁也严守家规，200两额度扣除购买各项花费后，以剩下的20两银买了一只七钱重的金耳挖簪陪嫁。这个选择，其实存在着一定道理。

  金耳挖簪盛行于明清时期，延续至民国年间。其名称频繁出现在《醒世姻缘传》《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之中，在各种情节中作为日常佩带、馈赠、定情、贿赂等不同用途，说明了金耳挖簪普遍受到当时女性的欢迎。其原因又应与其兼具许多实用功能有关。

  古人以金银玉石等材质制成耳挖、牙签、镊子等三种卫生用具，并兜成一套作为饰物配挂，以金质制作者就称作“金三事”。金耳挖簪的作用与金三事颇为类似，除了是一种发簪之外，杆头上是一小勺，可做耳挖使用。还不止于此，从《红楼梦》“只见凤姐蹬着门坎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一段的描述来看，尖细的杆尾还被当作牙签使用。金耳挖簪合多种功能于一身，比起金三事更为便利，难怪更受喜爱了。

  除此之外，在作为发簪的基本设计上，金耳挖簪走灵巧简便路线，少有花钿，顶多仅花果虫鸟的简单图案。其长度较短，常在10厘米左右，是各类发簪中的小簪，佩带单双皆宜，可供灵活运用。这对于必须遵守预算规定的曾纪耀或者财力不丰的小资女而言，都可说是理想不过的选择。

 

|  时尚男的标配  |

 

  传统的金饰绝大多数是为女性所量身打造的。如此一来，男士又该选择什么呢？

  民国时期，男子普遍配戴金戒指，但其往往带有时代特征，欠缺个人风格。此外，戒指也并非男性专属。因而，当时只有袖扣才被视为男性专属，有所谓“男人的袖扣，就如同女人的耳环一般”。这股时尚潮流逐渐传开之后，银楼也开始打造，金袖扣就接着在上流社会流行起来。

  五口通商，西服大举进军中国。到了民国时期，西服在许多正式场合已取代长袍马褂，并征服了不少年轻人的心，引起一时仿效。穿着西服，除了是时尚，还多了一分炫耀感。孙犁在《善室纪年摘抄》文中忆起上世纪30年代绰号“管乐”的学校同事，就以“‘西服革履’，趾高气昂”形容，就颇有如此意味。

  袖扣作为西服的一项基本配件，当衬衣袖口反折别上袖扣时，就有如画龙点睛一般。袖扣一般为合金或银质，如改用黄金，金色光芒更能顿时抢占众人目光。

  不过，金袖扣是十足的奢侈品。1936年，两市钱重的一对金袖扣，索价法币36元，在金料26元之外，另带工钱10元，但仍让追求时髦的有钱人趋之若鹜。

  上海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穿着西服的风气更盛，许多洋服与服饰店应运而生。这些店家缝制定做西服，也贩卖来自英国的各式领结、领带、方巾、袖扣等，但不包括代客制作金袖扣，因为这是本地银楼的生意。

  明末江南富人使用金钮扣的奢华之风残存至民国。其实，当时上海银楼也做着铸造金钮扣的生意。后来，上海银楼加入金袖扣业务，对于当地人而言也就不足为奇了。抗战爆发之前，除了金钮扣外，上海银楼纷纷增加特制金袖扣的项目，其中又以宝成公记、杨庆和银楼两家最为出名。

  这显示着上海市场把黄金打造的袖扣视为传统金首饰的一种，以及身份地位的象征，不再只是西服配件而已。从图4、图5所示上海宝成公记打造的金袖扣，就可看出一股不同于英伦的风格。

  宝成公记，主要股东有青帮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在1934年顶下宝成裕记之后，改名“公记”，迅即跻身上海九大银楼之列。次年隆重开业，造成轰动，一时之间冠盖云集。

  纯金质软容易磨损，因此金袖扣所使用的一般为九成纯度，称为“九呈金”，以增加硬度。另外，金袖扣具有实用性与高度的个人专属性，又由于工本高，非不得已少有物主变卖的情形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