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赏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常常会出现两种情况：心被收敛或者心被激荡。心被收敛给人以平静，心被激荡给人以亢奋，前者如弘一法师的作品，后者以明代书家举例，比如王铎的草书。弘一法师才高学富，然而写字如其做人，丝毫没有矜才使气：行笔不激不励，线条清劲圆净，结体稚拙质朴，章法疏朗严谨，无不平淡、恬静、冲逸，蕴藉有味。王铎的书法尤其是入清之后以杜甫等唐代诗人的诗为主要内容所作的草书手卷，那是他托古避嫌、排泄仕清带来的精神压抑所作的题材选择，借着书写让灵魂自由奔放，欹侧的笔势，急促多变的转折，墨色的线条在使转中任由笔力牵引甚至冲突而摇曳生姿，赏家的情怀在他行笔那一瞬间已经被激荡
蒲华的这副十五言长联也激荡人心，它激荡人心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作品唤起的对作者生命历程的不平，再一种是这副长联书法以外它的文采。这也让我想起了两个人：明代画家徐渭和现代画家陈子庄。徐渭才华横溢，学养全面，诗、书、画乃至戏曲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高成就，但因为明嘉靖朝时他曾为浙闽总督胡宗宪的抗倭幕僚，抗倭胜利后，胡宗宪因为“严党”事先后两度下狱并最终死于狱中，徐渭的身心因此受到严重打击，担忧遭受牵连而一度致狂，以至狂中误杀继妻判狱七年，这大大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他的后半生过得很凄凉，靠变卖藏书和自己的作品度日，最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陈子庄则是一位与世无争的画家，但是极有才华，生前贫穷困苦不为人识，以至连宣纸都买不起。今天我们所见陈子庄的作品多数为小尺幅，并且不是画在优质宣纸上（有的甚至是画在三分钱一张的糊窗纸和别人丢弃的苹果包装纸上），就是因为贫穷的缘故。然而在其死后，多少人包括那些地位显赫的著名书画家和文化名人惊奇地发现，这位贫困艺术家非常了不起，与自己相处同一时代却一无所知——困苦的人生与辉煌的艺术形成的巨大反差从他的背影里折射出一道逆光，终于把大家的眼睛照亮了。
那么蒲华呢？
| 命运不幸 |
蒲华的生命历程同样让人感叹。他出身卑微，祖上编籍“堕民”。“堕民”也称“怯邻户”，在浙江绍兴一带又被叫作“乐户”，即封建时代供统治阶级取乐的人户。那么什么人才被当作“堕民”呢？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元军灭南宋后，将俘虏及罪人集中于绍兴等地，这部分人被元朝政府编籍为“堕民”。另一种说法，相传南宋时金军南下，宋将焦光瓒率部投降，金军北退后，宋人以此为耻，于是贬其部卒之籍，称为“堕民”。总之，“堕民”身份低贱，非良民所属。“堕民”在明代的户籍里叫“丐户”，这是沿袭了元代的叫法。元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强化蒙古贵族的统治特权，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国内人民依次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最后被征服的南宋故地人民）；又依不同职业性质，把人分为十级，即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儒在娼后，丐在儒后，由此可知“丐户”是元代以来最受歧视的社会底层的“贱民”。“贱”到什么程度呢？明代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编》中列有专门条目（见卷二十四“风俗·丐户”）：“今浙东有丐户者，俗名大贫，其人非丐，亦非必贫也，或云本名惰民，讹为此称。其人在里巷间任猥下杂役，主办吉凶及牙侩之属。其妻入大家为栉工（专替人梳头理发的人），及婚姻事执保媪诸职，如吴中所谓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不敢较也。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自相配偶，不与良民通婚。即积镪（镪，成串的钱）巨万，禁不得纳赀（赀，资的假借字）为官吏。”
简言之，“堕民”既无做人的尊严，又被断绝了改变命运的出路。这就是蒲华祖上的“身份”。清雍正朝时尽管曾为“堕民”削籍，将其与平民视为同列，但那烙印并不曾褪去，“堕民”与普通平民之间的界线完全消失，是在1949年之后。所以，蒲华祖上一代一代被人歧视，直到他的父亲，还是靠在秀水（今浙江嘉兴）的城隍庙里设肆（铺子）卖祭供城隍的“保福饺”度日，少年蒲华则随父在庙里充当庙祝（寺庙里管香火的角色）打杂。但是蒲华聪敏好学，打杂中他在扶乩（民间的一种占卜方法，又称扶箕等）沙盘（扶乩必备的盛有细沙的木盘，供乩人拿着乩笔不停地在沙盘上写字）里以乩笔或手指练字，最终养成了他纵横捭阖、率性笔墨的艺术性格。然而如此优秀的一位艺术家，被后人津津乐道或者说清楚记得的竟然不是他的艺术，而是他传奇一般的生活窘态，以及没有任何先兆突然离世的“死法”：八十岁的生命留下一个诨号“蒲邋遢”，好好一个人，熟睡之中竟然因为镶牙脱落塞住喉咙，无声而去生前因为贫困、不拘小节、放浪形骸而才名被掩，身后七八十年依然不为人识，甚至一度被美术史不屑一顾几近到了视而不见的程度，与徐渭、陈子庄一样，蒲华的命运也极度不幸！
| 才华横溢 |
下面我们来欣赏这副十五言长联：
习隐南移文北山率性寰中消俗虑，
啸傲西湖遨游东海举头天外拓高怀。
对联作于1905年，其时蒲华75岁。并非写自己，而是为楚琴仁兄作，却信手拈句，激情奔涌，熟稔如同自身写照。“楚琴”何人？让蒲华如此倾情撰联？且读长跋：
楚琴仁兄鉴家，居南城而琴书自娱，涉京华而不求仕进，寄幽怀于花木，延古趣于鼎彝，其阁传清，亭亚鸥波耶。兹者本拟西湖养性，静伴巢居，而豪兴忽来，乘风破浪作东瀛游，行有日矣。谨仪其生平梗概，撰联语以作赠言，他日一丘一壑多琴樽之乐，则名士诗篇，美人香草于故乡异地，当有以徵佳境也。乙巳夏日，蒲华。
如果对蒲华的生平有所了解，就会发现“楚琴仁兄”与蒲华在性情乃至履历上都有些许相似——楚琴居南城涉京华，游历四方，蒲华籍嘉兴寓台州，往来宁波、上海、杭州、温州等地，并曾东渡扶桑；楚琴琴书自娱，不求仕进，蒲华出身虽微，在外祖父的教导下，读书学画，中过秀才，并在妻子缪晓花病故后一度游幕浙江台州，但那不是为求仕进（也无以仕进），而只是为了糊口，故屡遭辞退，终以鬻书卖画自适；楚琴寄怀花木，延趣鼎彝，蒲华好蓄琴砚，自得其乐，还名其僦居上海老城北登瀛里那间极普通的斗室曰“九琴十砚楼”他们是情趣相投的两个人，所以当“本拟西湖养性”的“楚琴仁兄”将作东瀛之游时，有过东瀛扶桑经历的蒲华深知“乘风破浪”是披险之旅，踏上征程便不知何日更能相见，于是“仪其生平梗概”作联相赠。文辞笔墨中不可遏止地既有豪情也有悲情，字字激荡胸怀，诗文并茂矣。何方人士耶，让蒲华如此倾情？笔者寡闻，不识楚琴，检索文献资料也未得结果。再想想，“邋遢”如蒲华者，一生结交几无达官贵人，楚琴无迹可寻也在情理之中，即便蒲华本人，我们不也是无法从史料中拼凑其全貌，又如何找到楚琴呢（作者注：蒲华另有《博古牡丹图》《鼎拓牡丹图》上款均为楚琴，图分见于台湾2013年第一期《大观》杂志、翰海1994年首拍图录）？
可以确定的是，楚琴即“阁传清（清阁，倪云林园中阁名，此处代指倪云林），亭亚鸥波（鸥波，赵孟的号之一）”，应该不是等闲之辈，而是一位让蒲华翘拇指点赞的雅逸人士。作书法尤其是作行草书的大幅作品需要激情和灵感驱动，如果楚琴未得蒲华赞赏甚至不可对话，蒲华笔下也一定文不生辉，字若僵蚓。所以八尺长纸，径逾五寸的大字，他信笔挥洒，字字写得笔酣墨畅，126字长题更是有如明珠垂枝，累累满树，文释联语，书补章法，胸中浩气，一任吞吐，大手笔也！毫无疑问，这是我所见蒲华最大也是写得最好的一副对联。我臆想，成此巨作蒲华一定先拟文辞，再操笔翰，然而提笔蘸墨那一瞬间，唯有去尽俗尘，心无，纸上黑白方得以云卷气舒这是率性境界，臻此境者，问当年海上画坛书坛能有几人？
| 身后凄凉 |
但可惜了，如此作品，如此优秀的艺术家，生前身后怎不得彰显？如果蒲华出身样门第，如果蒲华的家境即便不优裕但也不至低微到无有尊严，还是这个人，还是这样的作品，大家又会如何看待？掉过头来吧，让我们回到1911年的5月9日，那一天蒲华去世了。报道云：“画士蒲华号作英，湖州人，作画有苍莽之气，似赵叔一派，现年已八十余，精神甚健，尚能作书画。昨天赴友家吃喜宴，归后安卧，不意所镶假门牙脱落入喉，以手抬被，无人得闻，至晓家人趋视，已不能言，启口内视之，始知牙脱，急为取出，然气已阻塞，遂尔不起。闻囊中萧瑟，几不能举丧。”（转引自王中秀《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
吴昌硕闻讯后，写信告知江苏常熟沈石友，几位好友襄举料理蒲华丧事，并作了分工：沈石友撰写墓志铭，吴昌硕书丹，赵古泥刻石，钱款则由吴昌硕筹措。为了这篇墓志铭，吴昌硕与沈石友四次书信往来，至少三易其稿（限笔者所知），最后一稿吴昌硕又请“沤老”（朱祖谋）过目，沤老阅后删二改一，即删去“其先无考”“而君忽以此死”，改“与伎馆邻”为“旁近有伎馆”（1894年冬，蒲华由台州迁上海，居老城北登瀛里，左右是洋场、妓馆，近处有外国坟山，他榜其居“不染庐”，书门联“老骥伏枥，洋鬼比邻”），都是出于为往生者讳，关乎逝者尊严。蒲华泉下有知，一定会感激几位好友的尽心尽力与尽德了 ……
“富于笔墨穷于命”，250多年前郑板桥说过此话。他是说自己，并且书为对联悬挂书斋（此为上联，下联为“老在须眉壮在心”）；250多年后，面对已经刻就的蒲华墓志铭，吴昌硕也说了一遍“富于笔墨穷于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