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货币境外难推行

  自北魏分裂成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以来，东西双方的货币流通区域逐渐分异，北周有了特殊的货币流通区域与自然地理背景。在此背景下，周武帝时期北周政府发行了区域性货币，限定货币流通区域，大收商沽之利。灭齐后，北周政府又尝试将区域性货币的流通推广至原北齐辖地，但因北周的灭亡而宣告失败。

  当前，学界对北周货币史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前人对北周货币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流通区域的讨论，笔者将从出土报告、文献资料入手，以货币地理流通区域的视角，论述北周区域性货币的发展过程。

  |  地理背景考察  |

  考察北周货币流通区域背景，可从北魏时期不同区域货币流通情况入手。北魏时期，由于宣武之后北魏始终无法把铸币权收归中央政府，引起地方铸钱和私钱泛滥，中央政府也默认了地区间不同货币的流通差异，根据《魏书·食货志》载，大致可分为徐州、河南、河北、京师四个区域。

  从北魏到西魏北周初期的关中、河西、川蜀等地区，根据《隋书·食货志》载：“后周之初尚用魏钱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此时期，该区域内也和北魏统治之下的四大区域一样，有着独立的货币流通习惯，政府也不曾大力干涉。《北史·魏本纪》有载，在西魏大统六年（540年）“二月，铸五铢钱”、大统十二年（546年）“三月，铸五铢钱”，这两次铸造五铢均是西魏政府的官方铸币。根据西魏墓葬、窖藏出土的钱币可知，郫县郫筒西魏窖藏铜钱中曾出土半两、货泉、直百五铢等12种27式铜钱，其中有西魏大统五铢一枚；咸阳苍张西魏墓铜钱中曾出土永安五铢一枚、汉五铢39枚；户县西魏窖藏铜钱中出土大统五铢64枚。

  此外，在同时期的东魏北齐墓葬之中也有大统五铢发现。出土信息印证了史料所述西魏北周初期，其境内官方大统五铢与古钱通用的情况，又反映出东西两方虽然处于对峙状态，但是西魏北周并没有限制官方铸币流通至东魏北齐境内，西魏北周初期政府发行的货币流通区域为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

  对于北周货币铸造区域地理背景的考察，其辖区内铜矿的分布不容忽视。黄若琰在《北周后期为何货币不标明重量》一文中，通过《新唐书·地理志》、《新志》以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统计了唐代在原北周辖区内的铜矿分布情况，得出了北周统治区“有上洛郡拒阳县、平凉郡平凉县、南阳郡南阳县、天水郡成纪县、临邛郡临邛县、简州阳安县、金水县、昌城郡8处出产铜，约占总数56处14%”的结论，进而提出了北周缺铜的观点。笔者虽认同此观点，但黄若琰一文统计的是唐代铜矿产地分布数量情况，并没有考虑到铜矿规模、是否开炉铸钱等因素，因此说服力较弱。

  据《魏书·食货志》载：“（延昌）二年（513年）冬，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宜开铸。诏从之。”北魏晚期崔亮建议开铜矿铸造永平五铢时，北魏恒农郡、河内郡、南青州、齐州有铜矿资源，其中王屋山的铜矿品位最高，南青州、齐州地区旧有冶炼。又据《水经注》载，位于中阳郡到禽昌县之间的丹阳山“东北经冶东，俗谓之丹阳城，城之左右犹有遗铜矣”，王屋山“有水一，水历冶官西，世人谓之鼓锺城。城之左右犹有遗铜及铜钱也”，晋阳县“县壅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晋水出焉”，渑池至洛阳之间的白超垒“在缺门东五十里，垒侧旧有坞，故冶官所在”。参看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北魏末年的铜矿、冶官分布，在之后西魏北周辖区内部的只有恒农郡与白超垒，且均在与北齐相邻的豫西地区，此处是东西政权战争冲突的前沿，铜官坑冶必然受到影响。而北齐辖区内的南青州、齐州、丹阳山旧有铜矿坑冶，有一定铸钱基础，又有王屋山这样的高品位矿区，铜产量与坑冶水平必然远远高于北周。

  |  大收商沽之利  |

  西魏北周初年，政府虽铸有大统五铢，但政府并没有抵制前朝货币，也没有禁断与东魏北齐的货币流通。周武帝继位后，采取了与北魏、东魏北齐不同的货币制度——发行虚值大钱布泉钱与五行大布作为辖区内的区域货币，大收商沽之利。

  北周自建德三年（574年）七月始铸五行大布，而后两年间，五行大布以当十布泉之虚值钱在北周四关之内流通，不得出关，而齐、陈的布泉钱允许进入北周辖地。不难看出，政府的铜矿资源相当有限，故有意强推五行大布，不让北周布泉流入他境。周境内的布泉钱与由齐、陈进入周境的铜钱很有可能被政府通过商税或者其他收纳手段收入，而后铸成虚值五行大布。根据迄今为止发现的出土报告可知，在北齐境内并没有发现北周虚值钱币，由此看出北周区域虚值大钱的发行取得了较好效果。

  北周政府也意识到在辖区内强行发行虚值货币会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刚刚亲政，必须维护好关陇集团的利益，所以在货币流通方面必然有所政策实施，其中最大的变动在对百官的赏赐方面。王仲荦在《北周六典》中有关于北周赏赐的条目整理：

  太祖尝怒定国臣王茂杀之赦而不及矣。曰：“可赐茂家钱帛，以旌吾过。”（《周书·柳庆传》）

  二年三月辛丙，会群公列将卿大夫及突厥使者于芳林园，赐钱帛各有差。（《周书·柳庆传》）

  周天和四年，诞育皇子，诏选名德至醴泉宫，时当次数。有敕钱二百一十贯。（《续高僧·传羽禅篇唐终南山紫盖沙门释法藏传》）

  建德三年十二月戊子，大会卫官及军人以上，赐钱帛各有差。（《周书·武帝纪上》）

  由此看出，政府采取货币赏赐是在建德四年之前。根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建德三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而赏赐记录之中有关货币赏赐的记载，最晚一条也是在建德三年十二月。北周政府意识到了区域虚值大钱发行的影响，所以对北周统治集团内的地主阶层也自建德四年起结束了货币赏赐。

  |  统一货币失败  |

  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完成了对黄河流域的统一。此时，原北齐疆域内依然使用北齐货币，这对完成北方统一的北周政权来说是不允许的，统一北方货币势在必行。

  北周于大象元年（579年）“丁巳，初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并行”（《周书·宣帝纪》）。而大定二年（581年），北周政权为隋政权取代。考察关于永通万国的出土报告，西安姚村和干县北周铜钱中出土有永通万国，此两处都在统一北方之前北周辖区内，而同时期原北齐版图内的墓葬和窖藏中并没有发现永通万国。另外，至今发现存在钱币的隋代窖藏、墓葬有平阴洪范隋石函、新津十村隋墓、博兴崇德隋窖藏、毫县砖瓦窑场隋墓、洛阳涧西隋墓、西安白鹿原隋墓。其中，平阴洪范隋石函是在寺庙遗址中发现的大隋皇帝舍利宝塔石函，石函内函外函边板之间周匝相叠排列隋五铢铜钱360余枚，直径2.1厘米至2.3厘米、厚0.05厘米至0.1厘米，四个角上还各置北周永通万国1枚。新津十村隋墓有所纪年，是为开皇元年，其中1座墓出土北周五行大布1枚，直径2.5厘米。博兴崇德隋窖藏是在隋代寺院遗址龙华寺中发现，出土隋五铢325枚，面有外郭，无内郭，背有内外郭，直径2.3厘米，重2.3克；北周五行大布1枚，大小、重量与隋五铢基本相同。毫县砖瓦窑场隋墓出土北周五行大布3枚、五铢3枚。洛阳涧西隋墓中发现中常平五铢2枚、永通万国1枚、隋五铢8枚，钱币均含于墓主人口中或握于手中。西安白鹿原隋墓出土永通万国1枚，此墓已被盗，钱币发现于天窗底。

  由此可知，现今发现的出土五行大布与永通万国的隋墓多位于原北齐领土，但这并不能说明周隋更替之际北周钱已在原北齐领土内广泛流通。此时的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多发现于寺庙、世族墓葬中，因其文曰“永通万国”、“五行大布”文语吉祥玄妙，用途也转向礼器，带有厌胜钱性质。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政权在北周灭亡当年就开始铸造隋五铢，而自开皇三年（583年）起，隋政府开始大力禁断前朝货币与劣钱。北周政府着力尝试发行的全国性货币在隋政府建立之后就不断遭到禁断，在民间也逐渐退出流通领域，从而成为了民间心目中的厌胜钱。而隋发行的隋五铢取代了永通万国，才逐渐完成了统一货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