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与兔子的缘分，在乾隆帝执政期间，“兔子”在龙袍上算是站稳了脚跟 ——他 将 带有自己本命属相的捣药玉兔列入十二章纹样的“月”中。所谓十二章，系指12个各具不同含义的特殊徽标，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它们寓意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完美无缺的道德 智 慧。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乾隆明黄芝麻纱彩绣平金龙袍，其上绣平金龙纹，以彩色丝线绣十二章及云纹、蝠纹、团寿字等。袍下摆绣海水江崖及八宝立水。这件龙袍是乾隆皇帝在宫廷庆典时穿着的御用龙袍。从纹样来看，为清代中期龙袍的典型代表，但此时的十二章纹并不完整。
捣药玉兔作为十二章纹样出现在帝王服饰之上，无疑是重要且特别的。服饰是中华文明的具象载体，也是历朝历代的礼制象征。据元代《增新类聚事林广记》记载，当时冕服十二章的月纹中就有桂树和捣药玉兔的形象，虽后代有沿用，但没有形成定式。直到清乾隆时期，皇帝服饰上才开始大量采用十二章图案，在中晚期形成较为明确的使用定式，并且在皇帝御用礼服、吉服之上均有固定的位置，此后有清一代相沿不改。
这一点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光绪明黄绸彩绣夹龙袍上有明显体现。此袍的十二章纹饰不同于清早期那样以相同图案对称排列，而是各自不同的两个图案进行对称。其排列分布位置为：“日、月”二 章分别置于左、右两肩之上；“星 辰、山”二章在身体前、后分别位于领口下部和后颈下部；“黼、黻”二 章分别位于前胸左、右两侧；“宗彝、藻”二章分别位于袍服前下摆上部左、右两侧；“华虫、龙”二章对称排列，分别位于袍服后背左、右两侧；“粉米、火”二章对称排列，分别位于袍服后下摆上部左、右两侧。作为清代晚期的一件龙袍，其上很多纹饰都有些许变化，如蝙蝠 嘴衔灵芝、寿桃、花卉等纹饰 ；下摆立水条状纹面积很大，几乎占据了龙袍的三分之一，且基本为直线，水纹浪小。相对于这些变化，在十二章纹样确定之后，捣药玉兔便“住”进了龙袍左肩的月纹之中，再无变化。
乾隆时期，皇帝服饰开始大量采用十二章图案，并且它们均有固定位置，此后相沿不改。
身世显不凡
其实，兔子有着不凡的出身。无论是西汉时期“磁涧墓室壁画”的月图以及马王堆一号墓的帛画，还是在东汉时期“西王母与玉兔捣药图画像石”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除此之外，综合各种记载和传说，笔者觉得以下两个主要原因奠定了兔子在中华文化中的不凡地位，赋予了很高的文化含量。
其一，兔子是古代最重要的祭品之一。在《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刘昆带众弟子举行春秋 飨射之礼，射兔为重头戏。古人讲：“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祭 祀作为国 家的头等大事，而兔子能成为祭品，射兔首能成为飨射之礼的压轴戏，足以说明兔子具有特别的文化象征意义。其二，兔子还是星宿的名称。据吴裕成先生在《生肖与中国文化》一书的研究：古时，兔子是水星（辰星）的代称，辰星又被称为兔星，其也是月兔产生的源头之一。
显然，不凡的身世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兔子的形象成为壁画、器物、织物上的宠儿。相比于壁画和器物，织绣品上的兔子纹样色彩更加艳丽，对兔子的身形体态刻画非常细腻。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光绪时期的绿色缎绣桂花玉兔金皮球花纹八月花神衣便是难得的佳品。衣立领、对襟、宽身阔袖，缀月白色绸水袖，左右开裾至腋下，衣长过腰，粉红色麻布里衬。衣身以白色缎缘边，呈曲状，并用雪青色缎滚边，领口缘饰形如小圆翻领，腋下开裾处成如意形，此件为清代宫廷月令承应戏中八月花神的专用衣。因中国人习惯用“兔月”指代农历八月，所以
其衣身以兔子为主体纹样。白兔或卧或立，或跑或跃，机敏可爱，形态逼真。每只白兔外用平金线做八合如意圈边，规则对称排列，如意圈内散绣折枝桂花，三蓝（指深蓝、蓝、浅蓝三种深浅不同的蓝色）的枝叶点缀着簇簇橘黄桂花，格外秀雅悦目。
清光绪 绿色缎绣桂花玉兔金皮球花纹八月花神衣 故宫博物院藏
本文节选2023年1-2期《中国收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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