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镜台还原两千年前 汉代女子梳妆场景

      近30年来，针对中国铜镜的镜台、镜架、镜槛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例如朱仁星《镜台与镜架》、杨晓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铜镜和鎏金镜架》、周亚《铜镜使用方法的考古资料分析》、谌小龙《汉代镜台及使用方法》、刘瑞霞《镜台与镜槛——汉唐时期铜镜置镜方式刍议》、霍宏伟《鉴若长河》等研究中国古代镜台的论文与书籍先后发表，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镜台”考释

      对于此类铜镜承托物的称谓问题，笔者同意《镜台与镜槛——汉唐时期铜镜置镜方式刍议》一文观点。该文认为：铜镜在照面时，除手持使用之外，主要借用外物承托，所承之物，翻阅历史文献资料，有称为“镜台”“镜槛”与“镜架”者。最早见到“镜台”的文献资料，是魏武时期的《上杂物疏》：“镜台出魏宫中，有纯银参带镜台一枚，又纯银七，贵人、公主镜台四。”河南安阳西高穴东汉曹操陵曾出土刻有“镜台一”三字的石碑，表明在东汉时期，“镜台”就已经成为置镜的常用之物。《晋东宫旧事》：“皇太子纳妃，服用有玳瑁细漏镜台一。”刘宋元嘉《起居注》：“韦朗为广州刺史，作铜镜台一具。”唐代，我国佛教禅宗六世祖慧能大师有四言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毋庸置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汉唐时期，“镜台”一词的确立已是无可争辩。

 

 

      纵观中国铜镜史，镜台的材质多种，结构多样，不胜枚举。最精美者当数一批与八连弧云雷纹镜配套的“双龙首鎏金（铜质）镜台”，其问世年代在东汉早期，比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要早了三四百年。又，东邻日本最早、最大、最多的“仿汉式”铜镜（包括传说中天皇即位时的“三大圣物”之一），皆为八连弧云雷纹镜。笔者认为，这批距今约两千年的专用镜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当予以特别重视。考虑到可靠度、完整度、清晰度等因素，上世纪20年代洛阳金村出土的两件，上世纪90年代美国J.J.LAIIY&Co.拍卖图录中的一件（已由美国私人收藏），本文不得已地暂且排除。概括而言，此类鎏金镜台的存世量应不超过10套，惜其镜台本身的金属构件多不齐全。至于原有的木质构件，经过两千年岁月，早因腐蚀而消失。目前所见者，皆系今人主观复制。

 

      2012年，在台北藏家的支持下，笔者有幸得到了一组东汉早期双龙首鎏金镜台，其中包括铜镜以及齐全的5个鎏金金属构件。2018年5月20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召开了一次由校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对这套镜台构件如何复原组装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惜未能取得进展。此后，经过反复的思考、研究与试验，终于有所突破，在添置了4个木制构件的基础上，完成了此镜台的复原工作（图1-1）。

 

图1-1 东汉早期双龙首鎏金镜台及构件分布图

 

 

      2021年4月22日，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时，此复原镜台有幸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万物毕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大展中得以展出。现应有关方面以及若干同好的要求，笔者归纳整理了多年来对此镜台复原研究的心得、体会，今公诸于世，期盼得到专家、学者、同好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图1-2 东汉早期双龙首鎏金镜台的金属构件

 

 

 

图1-3 铜镜本体及拓片图

 

 

      本文先将这件镜台的原有构件以及复原构件一一统计列表如下，详见表一。与此相关，2 016年 4月，日本兵库古镜展示馆展出了一件（图2）。查阅资料可知，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图3）、上海博物馆（图4）、《息斋藏镜》（图5）等处，皆有同类收藏，遗憾的是构件皆失齐全。本文将它们对照列表如下，详见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