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妙与金石有关

说到晚清一代名臣潘祖荫，他在清咸丰二年（1852年）以一甲第三的身份步入仕途, 少年进士,荣耀门楣。之后，他久在南书房，一生在仕途上还算顺利，毕竟职于枢宇、见多闻广，又出生于官宦世家，比起出身微寒的学子，更懂得为官之道。

他的祖父潘世恩是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状元。潘氏一门读书传家，为当时南方文人家族的代表，在科举上成绩斐然，李鸿章曾题赞曰：“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足见其人才之璀璨，天下几无第二家。

潘祖荫出以翰林，身浮于清流之间，所以做事稳重务实，不轻易介入党争。他在南书房行走之时曾出面解救左宗棠，一方面是出于清流的本分；另一方面，这么做也是在当时环境下的合理力争，并没有大的风险，还能得顺水人情，由此足见他游刃之能。

潘祖荫为官的勤勤恳恳，尤其在工部的任上。他一心做好实事，不卷入朝廷的纷争之中，以至于在好友翁同等人纷纷被罢免的时候，慈禧还不忘赐予潘祖荫书画，以为笼络。潘祖荫最后在繁忙的赈灾过程中病逝。作为官员，他上不负圣恩，下体恤百姓，这也是为什么在他死后，李鸿章等人上折请为建祠，春秋各祭的原因。

在官场，潘祖荫是清流也是循吏，但他本质上还是读书人。他在与京中诸名士作消夏联吟中，首唱六律：一为拓铭，二为读碑，三为品泉，四为论印，五为还砚，六为检书。这也很能反映其志趣所在。潘祖荫还请胡澍、赵之谦等为之四处访购宋元图书，于他而言，访书、刻书是一生中孜孜不倦的另一方事业。

当然，胡澍、赵之谦等人也为潘祖荫搜罗金石拓片之类。在晚清金石拓片收藏成风，潘祖荫是主要的参与者。晚清以来，出土文物甚多，虽然所谓金石，金与石两不分家，但三代吉金，尤其难得。早在少年时代，潘祖荫就对金石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24岁的时候他碰到朝鲜来的李伤迪，就询问朝鲜的金石，并且得到了对方赠送的拓片若干；次年他又得到《唐平百济碑》《刘仁愿纪功碑》等六种，因为这些都属于东海古刻，他遂有心将其编集，著成《东海金石录》，还写了《两汉碑表》。此时，他已经开始显露出自己在碑刻领域的学识。在居京期间，琉璃厂是他闲逛的日常去处，出京公干时，也不忘在各地留心寻宝。如此一来，他的收藏也与日俱增，孤本、绝本数量蔚为可观。

被近代吴湖帆引以为傲的《梅花喜谱》和四本欧阳询拓本中的三本就是潘氏的旧藏。相对于碑刻，拓对于“金石”中的“金”更表现出兴趣。潘祖荫的弟弟潘祖年就说：“兄夙有三代文字之好。”潘祖荫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指出自己向来喜欢金石，但是汉碑在世有数，无从搜牢请益，才专力于吉金。至于每得一物，“摩挲研思，略辨瘢肘，必加推按，至没字而后已”。可见汲汲于此，乐之不疲。

潘祖荫的著述不多，其中有一种即为《攀古楼彝器款识》，内有鼎、钟、爵、敦等47件。这些还只是他收藏的冰山一角。在潘祖荫过世后几十年，他的后人将家藏青铜器拍照摄影，共计底片380张。另外，根据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的统计，潘氏家藏青铜器600多件，这个数据应该还不包括潘氏家族已经流失的器物，但已足见潘氏收藏之富。

在《攀古楼彝器款识》中，有两件重器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大盂鼎和大克鼎。潘祖荫对此颇为自得，尝以“天下三宝得其二”自夸。所谓三宝，正是大盂鼎、大克鼎和另一件重器毛公鼎了。

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属于西周孝王时期之物。从图片看，铭文分为两块，应该共计28行，但在潘祖年的记录中却多出一行。按照被分成的两块，大克鼎的铭文内容主要是大克鼎制造者克对先祖的歌颂和周天子对克的册命辞。近期，苏州博物馆举行的“清代苏州藏家”系列学术特展之三“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的展品拓片中，就有吴大的题词和释文，这可能就是当年潘祖荫邀请好友们共同欣赏和释读的其中一件。

潘氏对青铜器尤其是有铭文如大克鼎者，是青眼相加的。他对于历史上这些古器物的命运很是心痛，认为它们历次厄运。不过他自己的收藏却是无智取也无豪夺的。他对大克鼎等是“慎择详审”，一方面是为避免赝品的糁入，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是他通过这些铭文来“考古证经”，这大概和他访书刻书的立意有着重合之处吧。

（本文配图为苏州博物馆“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展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