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榆 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
“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在宁静的冬夜里，一阵“噼里啪啦”的算珠撞击声显得格外清脆。当撞击声止住，一个数字被他小心翼翼地填写在自己手绘的表格中。接下来又是一阵“噼里啪啦”……他已连续拨打算盘三晚了。
他是账房先生？他是在备战珠算比赛？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熟悉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人都知道，在每一年春秋两季大拍结束后，都会有一份“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评述”发布。这项统计数据尽管锁定的对象是中国内地最重要的十几家拍卖行，但却是一份不容小觑的晴雨表。事实上，这份晴雨表是从1995年开始统计的，转瞬间就是27载。
当年在灯下拨打算盘的是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如今已83岁的赵榆先生。这位与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打了30年交道的人，从1992年中国内地首现文物艺术品拍卖会开始，他就是参与者和亲历者。30年来，他见证了这个市场从孕育到诞生、从起步到壮大的全过程。而他记录下来的每一个数字，串出的正是一部鲜活的发展史。
结下不解之缘
一身笔挺的西装、一条鲜艳的领带、一副慈祥的面孔，加上满头黑白相间的卷发，尽管已至耄耋之年，但赵榆永远给人一种精致、干练且极具亲和力的印象。1992年，中国内地拉开了文物艺术品拍卖的序幕。10月11日，北京国际拍卖会在北京21世纪饭店世纪剧场启槌。关于那场拍卖会的影像资料留存并不多，但有一张照片流传非常广——拍卖师在报价，拍卖师身边的工作人员根据最新叫价翻动价牌，另一名工作人员用挑杆挑着一幅山水画，场内的人目光都聚焦到拍卖师身上。
这幅照片的拍摄者就是赵榆。“当时，我从香港请来了大收藏家张宗宪，希望他对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事业给予关注和支持。我与他相识于1979年，交情非常深厚。他每逢来北京必会给我带来一些新鲜的礼物。那次，他送给我一部傻瓜相机，并且附带彩色胶卷。其实我不会拍照，但他说只要对准按下快门就好了，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
除了这幅珍贵的照片外，赵榆为那场拍卖会做了许多工作。由于文物艺术品拍卖当时在中国内地还是空白，所以筹备的难度可想而知。比如，拍卖会要冠以“国际”，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文物艺术品支撑才行，而且拍品要符合出口条件。“中国文物商店总店特许文物门市部和北京市文物商店外宾门市部为那场拍卖会提供了主要拍品。最终，那场拍卖会成交了902件拍品，成交额为235.1万美元。”提及30年前那场拍卖，赵榆如数家珍。从那时起，他就与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3年，赵榆撰写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二十年》出版，其被视为是记录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发展不可小觑的珍贵资料。
赵榆与文物打交道的历史要追溯到50年前。1974年，35岁的他被调到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开始真正接触文物。当年12月，《关于加强文物商业管理和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政策的意见》出台。该文件特别提出，对文物商业市场应“归口经营、统一收购、统一价格、加强管理”。外贸部门出口的文物商品，货源一律由文物商店负责供应。此后，各地纷纷成立国有文物商店。“此前，关于文物商业还没有具体的管理措施。所以这项工作当时没有人接触过，领导就把贯彻该文件的具体工作交给了我这个新人。”正是一直从事与文物商业有关的工作，让赵榆在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起步阶段，就成了市场最早期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我就像数据库”
“我也想要一份！”“明年能不能在春季拍卖后就先出一份报告？”“这份数据对读者来说也是亟需的。”……
1995年，赵榆撰写了第一 份“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评述”，一时间被各大媒体争相发布。媒体还对这份数据不断提出新要求，用赵榆的话说：“自己的一个念头，没想到得到这么广泛的响应，更没想到一做就是20多年。”
赵榆当时的念头就是“要把中国内地的文物艺术品拍卖情况介绍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行业的发展情况”。从1992年北京国际拍卖会，到1993年上海朵云轩、1994年中国嘉德相继敲响首槌，再到后来的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会全年达到十余场，成交总额突破亿元……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的迅速发展让他意识到：系统的数据统计是很有必要的。于是在1995年，他开始摸索着进行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数据统计。数据从哪里来？“北京以外的拍卖行，我会写信或者打电话，希望他们在拍后寄来图录和成交单。而在北京举行的拍卖会，我尽量都去现场。拍卖师报出起拍价，我就赶紧记下来；谁在举牌，我也记下来。就这样一口价一口价记下去，直到这件拍品落 槌。”每件拍品的成交过程就这样被赵榆记录下来，“我就像一个数据库，拍卖结束后可以随时在脑海中搜索出与本场拍卖会相关的任何细节”。
虽然年事已高，但赵榆依然密切关注这个行业的发展，经常参加各种讲座，与大家分享着30年来他的所见所闻。
“熬夜是常有的”
为什么要做数据统计工作，而且当时要用算盘完成？对此，赵榆解释说：“1995年，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上海朵云轩4家拍卖行总成交额已超亿元，当时的小计算器大多只有8位数，因此满足不了这项工作的需要，所以只能考验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了。”
当年为了给更多机构提供这份数据，赵榆还不忘在自制表格下面垫上几层复写纸。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实操起来并不易——书写时既要用力让每一层纸的字迹清晰 ，又要注意不能让纸张破损。他用“大伤元气”来形容这个工作：“每个数字要反复核验，确保无误；书写时要认真，写错一个数，意味着辛辛苦苦整理的表格就此作废。为了一份统计数据连续熬几个夜晚那是常事。”熬夜很伤身体，赵榆发现自己有明显的掉发，头发不仅逐渐减少，而且白发越来越多。
不过，经他手自制的统计数据表却从最早的16开变 成8开，从一张薄纸变成几页纸甚至到后来的一册；而数据采样对象从最初的4家，逐渐增加到6家、8家、10家……收录的拍品级别也从“100万元”到“500万元”“1000万元”，再到“5000万元”“1亿元”……每一次数量级别的升级，意味着该级别需要统计的拍品数量在大幅增加，而这不正是艺术市场飞速发展的真实写照吗？
“ 每 次 大 拍 结 束 后，拍 卖 公司、研究机构、媒体等都盼着这份统计数据出炉，所以不敢有丝毫懈怠。”27年，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统计数据的整理也无需算盘、复写纸了，但统计的初衷与理念却深深刻在每年的这份数据中。当然，还有赵榆老师对行业不变的爱。
近年来，赵榆分批次将其所珍藏12000余册藏书捐赠给母校沧州师范学院，图书涵盖文物、收藏、鉴赏、拍卖等多个领域，是一笔不菲的精神财富。
枯燥中有幸福
“幸福，激动！”不断变化的数据让赵榆感到莫大欣慰。
正是赵榆开始做数据统计的1995年，在北京翰海秋拍上，诞生了内地首件千万元拍品——北宋张先《十咏图》以1980万元的成交价被国有文博机构购藏。而当年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总成交额达4.5亿元，较1994年的1.8亿元有了大幅攀升。1996年，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上海朵云轩，共计成交8000件文物艺术品，成交额达5亿元。在这一年，中国嘉德推出的傅抱石《丽人行》以1078万元成交，成为首件突破千万元大关的中国近现代书画作品。时间来到1998年，中国嘉德秋拍推出的齐白石《诗意山水册》以159万元成交；2003年，该作在中贸圣佳秋拍上以1661万元成交，成为首件超过千万元的齐白石书画作品，5年间身价涨了十倍；而在2010年北京翰海秋拍上，其更是拍出7130万元的高价。
类似的数据飙升不时地出现在这30年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在不少人看来，赵榆所做的数据统计无外乎就是简单的记录和加加减减，缺乏新意，何况现在都已步入云时代。但在赵榆看来，这些数字却是鲜活的。“通过数字统计可以看到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成长与壮大，也反映了一个行业的发展与变迁，将它们串起来，可以勾勒出整个行业的成长足迹。”
当年齐白石《诗意山水册》拍出1661万元的6个月后，毕加索的《手拿烟斗的男孩》在伦敦以1.0416亿美元成交。“齐白石和毕加索同是画坛巨匠，但他们的作品价格却相差甚远，当时心中的落差非常大，但也较着一股劲。正是这股劲头，激励我一直把数据统计工作做下去。我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在我的表格中填上一个让我自己、让内地拍卖业同行、让国人为之自豪的数据。”
近年来，受大环境及疫情的影响，很多人对文物艺术品市场并不太看好。对此，赵榆却认为，通过整理数据，不难看到，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抗打击、抗挫折能力是很强的。“每一次遇到瓶颈期，我们都能够通过不断摸索、实践去解决问题。2020年的春拍推迟，但5.129亿元成交的明代吴彬《十面灵璧图卷》却刷新了中国古代书画世界拍卖纪录；各大拍卖行还积极探索新的模式，直播、网拍等不断丰富拍卖形式。这说明我们的应变能力是非常强的。我相信疫情后，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一定能恢复以往的繁荣景象。”赵榆对未来充满信心。
年事已高的赵榆，如今不再亲历亲为地参与到每场大拍后的数据统计工作，但他依然密切关注这个行业的发展。作为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业第一个用数据说话的人，他孜孜不倦地“数”说着业界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个纪录、每一件大事。 （注：本文部分图片由赵榆提供）
本文节选2022年12期《中国收藏》杂志
欲知详情请移步微店购买当期杂志
版权声明：凡注明“中国收藏杂志”来源的作品（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未经《中国收藏》杂志授权，任何媒体、网站以及个人不得转载 、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已经本刊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中国收藏》杂志”。违反上述声明的，均属侵权，本刊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在此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作者及被采访对象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的立场。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66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