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功: 竞拍让我们留住 特殊文献

来源:《中国收藏》杂志2022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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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1 15: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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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显功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

      上海图书馆是国内较早进入拍卖市场的公藏机构。近30年来,我们通过多家拍卖公司竞拍入藏了一批古籍、年画、历史原照、明信片等多种类型的文献,有效地补充了本馆的特色资源。其中,“翁氏藏书”和《1852上海年鉴》是令人瞩目的两次入藏。

      “翁氏藏书”的最好归宿

      “翁氏藏书”是指清末两代帝师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保存在美国的一批珍稀古籍,共有80种、542册。其中宋代刻本有11种,《邵子观物内外篇》《长短经》《重雕足本鉴诫录》《会昌一品制集》《丁卯集》《施顾注苏诗》《嵩山居士集》等宋刻本均为海内外孤本。此外,还有元代刻本4种,明代刻本12种,清代刻本26种,名家抄本、稿本27种。这批古籍从1949年运至美国后,长期秘不示人。直到1985年,“翁氏藏书”出现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善本书展”上才为人所知。当时,在美访问的著名学者启功、傅熹年看到后,十分惊喜。傅熹年将抄录的目录带回国内,学界方知“翁氏藏书”的存世情况。
      这批古籍的回归过程既有戏剧性,也有必然性。1995年,中国嘉德拍卖的胡妍妍在北京赛特大厦接待了两位老人来访,从谈起家中收藏中得知他们是翁同龢家族后裔,由此开始了中国嘉德与翁氏收藏的缘分,也结识了翁万戈先生。1998年,翁氏珍藏的宋版书《昌黎先生集》在嘉德上拍,顺利成交。之后,时任中国嘉德总经理的王雁南在美国与翁万戈商谈了“翁氏藏书”参加2000年4月嘉德春季拍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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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为翁氏藏书与翁氏文献展览而编辑出版的图录
 
      1999年10月1日,在一次聚会中,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透露了翁万戈有意转让古籍的信息,其条件是必须整体转让给中国内地或港台,或亚洲其他 地方,但不能转让给日本。当时的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王鹤鸣得此消息后,与馆长马远良等领导班子研究决定争取入藏“翁氏藏书”,在向汪庆正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后,直接与王雁南取得联系。2000年春节之后的2月22日,
翁先生携书来到北京,于是,上海图书馆领导一行四人赴京,与王雁南和翁万戈共同商谈了“翁氏藏书”的转让事宜。翁万戈提出的整体转让费为500万美元,直到2月27日王雁南转告上海图书馆,翁先生决定将转让费从500万美元降为450万美元,并达成不通过拍卖,由嘉德以协议转让方式入藏的意向。
      2000年初,当国内有关单位获知翁万戈将转让“翁氏藏书”的消息 后,也 积极 表 示 争取 入 藏 。1月19日,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面询王雁南了解相关情况后,第二天牵头组织了北京的一批著名学者季羡林、周一良、启功、王世襄、朱家溍、张岱年、傅熹年等12位专家联名致函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与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希望在公开拍卖之前拨款购买这批古籍,文化部同意后向财政部申请了专项资金。首都博物馆也付之行动,表示争取入藏。对于三家单位竞相购藏“翁氏藏书”的局面,翁先生表示,只要获得批准,谁快就给谁。
      因此,2000年2月28日,上海图书馆向上海市委市政府上呈了由历史文献中心陈先行起草的申请专项拨款的专题请示报告。陈先生以他对古籍精深的学识,阐述了收藏这批古籍的价值与意义。报告上报之后,直到3月4日,上海图书馆领导几乎每天向市有关部门询问和汇报近况,最终获得市领导批准,由上海市财政局拨款3000万元,用于“翁氏藏书”转让的费用。王雁南获知上海图书馆报批的结果后,按照翁先生的意见,上海图书馆获得了“翁氏藏书”的购藏。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入藏“翁氏藏书”,上海图书馆除争取到上海市财政3000万元专款之外,还从当年
馆藏购书经费中自筹了50万美元,确保了转让经费的足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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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万戈先生(左二)向上海图书馆移交捐赠物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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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28日,上海图书馆隆重举行了“翁氏藏书”入藏上海图书馆的典礼。
 
      经由中国嘉德拍卖的王雁南、寇勤和拓晓堂的斡旋,翁万戈委托的80种524册善本古籍由上海图书馆购藏。2000年3月24日,上海图书馆与翁万戈、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正式签订了翁万戈藏书转让合同。4月12日,上海图书馆一行抵达北京,在嘉德公司接收“翁氏藏书”,清点装入七只箱子中。为确保安全,上图为此特包下一节硬卧车厢,由特警持枪护卫,于4月13日运抵上海。4月28日上午,上海图书馆隆重举行了“翁氏藏书”入藏上海图书馆的典礼。上海市和文化部有关领导、嘉德拍卖有关人士和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出席了交接入藏仪式。此举被誉为海外古籍回归的重大举措,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年后,上海图书馆举办“琅函鸿宝——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展”,翁先生参观后兴奋地说:“看来我10年前的选择完全正确,这是‘翁氏藏书’的最好归宿。”
     
      冥冥之中的缘分注定
      2000年的“翁氏藏书”回归,我虽未躬逢其盛,但在之后我有幸参与了翁万戈家藏的其他文献的回归。
      2014年,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徐忠良来电告知,翁万戈正在考虑将所藏《翁同龢日记》稿本等文献捐藏国内机构,当时徐社长正在出版《翁氏文献丛编》,与之有较多的联系,我当即表示我馆将积极争取。随后我向分管馆长周德明汇报,馆领导当即决定努力争取,希望“翁氏藏书”与文献在上图形成规模性收藏特色,指示我具体负责日常联络。当时也出现了三家争取的局面,翁万戈提出各家提供一份材料供他评估。我组织了历史文献中心多位专家,分工编写了一本《致力于中华文化保护的上海图书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工作、馆藏翁氏家族文献、翁氏文献“回家”与“团聚”计划,采取POD技术印成一本16开、66页的彩色画册,特快专递到美国。其中专篇表达了我们收藏、保护、研究翁氏文献的
具体方案,此书令翁先生加深了对上图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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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藏书”是指清末两代帝师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保存在美国的一批珍稀古籍,共有80种、542册。
其中宋代刻本有11种,所示图片分别为《长短经》《石湖居士文集》《注东坡先生诗》《丁卯集》宋刻本。
 
      经多次具体的沟通,2015 年11月,翁万戈特派女儿翁以思来沪考察。我们在陪她参观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时,在书库中她不经意地从架上取下一本书,随手翻开时看到一张照片,正是父辈们翁开庆、翁传庆、翁兴庆、翁崇庆和翁永庆童年的合影。研究翁氏家族史的翁以钧说这是英国女汉学家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1885年至1959年)写的书,作者曾在天津翁家住过,这个神奇的插曲虽令我们感到意外,但正如冥冥之中,注定了翁家与上图的缘分。当年12月17日,我带队与三位同事和翁以钧赴美,在新罕布什尔州莱姆镇的莱溪居与翁万戈相见,接受了《翁同龢日记》稿本和《翁氏文献丛编》档案的捐赠。之后,我们在2019年再次拜访翁先生,从莱溪居又获得了七箱古籍、手稿、尺牍等文献。
      以上的一切收获都源于中国嘉德拍卖的牵手而踵事增华。在近20年中,上海图书馆的翁氏文献专藏通过拍卖公司的转让购买和捐赠,其数量和质量令人瞩目,名震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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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翁万戈先生的女儿翁以思在徐家汇藏书楼参观时,从架上随手抽出的一本书中看到的父辈们儿时的照片。
 
     
      一定要让它留在上海
      2016年,上海图书馆从北京华辰拍卖公司竞拍成功《上海年鉴》(1852、1853)也是受到上海学术界关注的一次文献拍卖事例。在此之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城市年鉴为本馆“罗氏藏书”中的《上海年鉴(185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曾出资影印,组织学者作了专题研究,出版了论文集,2016年邀请本馆召开了专门研讨会与影印本发布会。《上海年鉴(1854)》虽然
是当时国内可见的最早年鉴实物,但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上海北华捷报馆在此之前还编纂发行过年鉴。2016年10月底的一天,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向我提供了《上海年鉴》(1852、1853)将被拍卖的消息,我们从北京华辰拍卖公司图录中找到了具体信息。我与同事们商量后,在11月4日向馆领导上报了参与竞拍的请示,明确提出此书不仅再一次改写了中国年鉴的历史,而且更有价值的是对研究上海近代史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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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年鉴》(1852、1853)
 
      该年鉴记录了中国通商五口外侨一览、洋行名录、大事年表、港口章程、上海概况等,对了解当时上海的气候水文、外人社会、洋行分布及风俗等专题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上海年鉴》(1852、1853)的估价是5万至8万元。
      当时,有多位学者希望上海图书馆收藏此书,让这部出自上海的年鉴回归沪上。有位从事上海年鉴编纂管理工作的领导也表示一定要争取留在上海,即使个人出资也要买下。好在11月15日的竞拍较为平静,现场只经几手即被我们拿下,成交价还在估价之内,上海相关单位与学者获此消息后十分高兴。我们的文献修复人员费时半年,对已裂成两半的书作了细致的修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邀请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育民对本年鉴进行了翻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中英合璧的一函两册年鉴,2019年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举行了首发研讨会,充分发挥了文献的研究价值,体现了图书馆参加文献拍卖的后续服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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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年鉴》(1852、1853)内页
 
      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立馆之本。传统的图书馆文献入藏主要有采购、调拨、交换、捐赠、托存这五种方式。当中国内地开启文物艺术品拍卖之后,参与拍卖,从竞拍中获得特殊文献已成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新途径。20年前,我主持起草了第一版的本馆文献竞拍工作条例,规范了相关流程与要求。近30年来,图书馆参与拍卖的实践是应进行总结了。可以说,30年来,通过内地拍卖的购藏渠道,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走进国有收藏机构,填补了国有收藏的空白,也找到了它们的归宿。(注:本文配图由上海图书馆提供)
 
 
 
本文节选2022年12期《中国收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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