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书画史上，能用乖张、佯狂乃至偏执这般词语来形容的艺术家不在少数；然而，生前落寞，故去多年才被人“后知后觉”，并且给予“里程碑”式评价的大家却并不多，徐渭就是其中的一位。
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传统文化普及热，徐文长（即徐渭）这个名字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藏家、艺术爱好者们所知晓。不过，对比起“八大”、文征明、董其昌这样的市场热门，徐渭又是小众的。这种小众自然与他的存世作品本身很少有关，但更多恐怕还是出于某种反差与纠结：他的大写意喷涌、澎湃，那种开天辟地的气势让观者情不自禁地想要跪拜；可他的为人，敏感、多疑、癫狂，尤其是杀妻的那段历史，简直令人惊愕。
这大概都拜他“错乱”的人生所赐。
去年8月，一场名为“青藤白阳”的书画艺术展览在南京博物院上演，因73件（套）精品全面展示了“青藤白阳”书画艺术的面貌与发展源流而轰动一时。“青藤”是“青藤居士”徐渭，“白阳”即“白阳山人”陈淳，这也是在数百年后的现代社会中两人的艺术首次“同台”，对于那些有着极大艺术好奇心的粉丝们而言，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当下，“博物馆热”风头正劲。看多了“家喻户晓”，越来越多的观众有了对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探究渴望，不断挖掘之前“养在深闺”的馆藏精品也被文博机构普遍视作“要务”之一。而本期《中国收藏》杂志独家专访的嘉宾，正是“青藤白阳”的策展人、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庞鸥。据悉，像举办这样的大展，南博通常都要花上两年的准备时间。试想，在700来个日日夜夜中，以作品为桥梁来不断与画那端的作者进行跨时空的“对话”，庞鸥必然对徐渭有着不同于一般的认知。
“读画的本质是读人。”他说。
《中国收藏》：南博有44万件藏品，如此丰富的馆藏，为什么偏偏想到要以“青藤白阳”为主题来做大展？
庞鸥：南博的18件镇馆之宝，徐渭的《杂花图》卷就是之一；后来我去天津博物馆，又看到了陈淳的《罨画山图》卷，当时我就认为，这是全世界已知的最好的两件“青藤白阳”的代表作，所以萌生出了办展的想法。
《中国收藏》：在两年的策展过程中，您对于徐渭是否又有了不同的认识？
庞鸥：这次展览除了南博，还离不开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的协办。记得在筹备的过程中，我先把现在所能找到的“青藤白阳”的作品统统给找出来，小心地在单位的大桌子上一张张铺开，进行筛选和区别，这样才能把他们绘画作品在我心中的形象建立和丰满起来。
我本人是学艺术的，因此相比普通观众，对于徐渭我本身并不陌生。但正如你所问到的，一旦牵涉展览，对他的来龙去脉，不同时期的作品面貌、甄别鉴定这样的经历确实是带给了我不少全新的、超越其他人的认识。
《中国收藏》：能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吗？
庞鸥：徐渭是绍兴人，陈淳是苏州人。相信在江南地区长大的像我这样的“70后”，小时候都看过类似《少年英雄徐文长》的动画片，听过与他有关的故事，给我们的感觉是徐渭就像“一休哥”，跟地主斗智斗勇。可是当你真正走进他的艺术，仔细去体会他的作品，不光是书画，还包括诗歌、戏曲等等，你会发现他不是狂放的、恃才的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悲剧式的人物。
现在业界对于徐渭的评价，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梵高”，其实我个人觉得不是很恰当。的确，这两人都有间歇性癫狂的表现。但如果你往深层次去了解，就能看到他们的“三观”根本不一样：梵高是一心想成为艺术家的，徐渭从来没有把艺术家当成自己理想式的职业，他就是个普通的绍兴师爷，满心想做的是报效国家。他们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路。
《中国收藏》：您刚才说徐渭是活生生的悲剧式人物，如何理解？
庞鸥：我认为徐渭的一生，是上天赋予了他绝世的才华，却不给他创造条件，这就是悲剧。你看他是少年天才，有着神童之誉，偏偏又是庶出；他的父兄早亡，自己入赘，不停地寄人篱下；他对于功名有着满心追求，却屡次科举不中他去胡宗宪府上做幕僚，就是想抒发自己政治理想的体现。或许，在胡府的那四五年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但不料这段经历又是使他精神上受到巨大创伤的导火索，因为好景不长，严嵩倒台以及胡宗宪被牵连而自杀，徐渭担心自己会受到胡案的牵连，惶惶不可终日；好友将他解救出来，他又跟好友翻脸他的人生总是充满了矛盾。
然而陈淳就是全然不同的人生了。陈淳是世家子弟，家藏米芾作品，他的朋友圈是吴门的名门望族和高管，他的老师是文征明，一拿起画笔就是被宠着的。陈淳跟朋友上街，吸引了无数小姑娘跑来偷看，那阵势跟我们现在的天王巨星出街差不多。但徐渭在当时是没有多少人喜欢的。
《中国收藏》：偏偏如此不同际遇的两个人，甚至不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却有了“青藤白阳”的组合，而且“青藤”还在“白阳”之前。
庞鸥：对。“青藤”为什么排在“白阳”之前，我认为是因为徐渭的艺术是多方面支撑的，他在戏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对于诗歌、音乐甚至军事都有一定的建树，他本人对于自己的艺术评价，画都是排在最末的，可见这是一种立体的艺术人生。
正是因为成长经历让徐渭的个性特别突出，延伸到他的绘画艺术上，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他打破了人们对于当时文人画娓娓道来的印象，会让人发觉，哦，原来文人画还可以直抒胸臆，表达各式各样的不满足，由此一来，中国画能承载的元素就更多了。
我想，“青藤白阳”在花鸟写意上的地位是无人能取代的。正因为他俩打开了这一扇窗，才会有后来清代的“四王”、“四僧”、八大山人、扬州八怪再接着走这条路，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当代中国画“青藤白阳”自然有着开拓者和“里程碑”式的意义。
并且我认为，对于大写意的拓展，徐渭高于陈淳。陈淳更多是出游林下的放任不羁，他的抒发是流淌式的。但徐渭是喷涌式的，作品中往往会有种难以企及，那些在中国传统文人画经典中“偶然”出现的东西，在徐渭这里能常常遇见。综上种种，所以才会有“青藤”居前、“白阳”在后。
《中国收藏》：这种“偶然”又怎么理解？
庞鸥：比如王羲之写《兰亭序》，出游的时候情感勃发，越写越激动；还有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那种悲愤的情绪不能自已；再如黄公望画《富村山居图》，历时八年，他带着画笔，每至一处见到会心之处就记录下来假如让他们在情动过后再回家静心创作，就不会有这些经典了，这就是我指的“偶然”。
徐渭的作品中就有这种“偶然”。比如南博的这幅《杂花图》卷。学习传统书法绘画的人都知道，笔墨技法、构图要素往往会有一定“套路”，就是你要遵循的东西。但看这幅作品，你看不到古人，也看不到来者，没有传统和套路，惟一见到的就是这幅画横空出世了，创造了一个很“偶然”的艺术高度，这是很奇妙的。
《中国收藏》：如此会有观众是否能看懂的问题。举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早前黄宾虹的画，虽然到达了一定艺术高度，但也有人觉得不喜欢、看不懂。
庞鸥：你说到人们对于黄宾虹的“看不懂”，跟徐渭不一样。黄宾虹是那种学究式的、慢慢磨练出的，他的艺术风格和地位并不是一下子确立的，而是耗尽一生，建立在本体语言高超、成熟的基础上。但徐渭是一种开天辟地，他用情绪去操纵手中的笔，你想学也不知道要从何学起。
当然，做这次展览时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做了导览文字，我希望观众能多去了解徐渭这个人。“画如其人”，你想看懂他的作品，必须先了解人的本身。
《中国收藏》：对于藏家们来说，鉴定是非常关心的一个方面，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庞鸥：人们对于徐渭艺术的接受过程，首先是认为他是剧作家，因为过去戏剧演出是喜闻乐见的大众娱乐方式，他作的文词好，受到当年“大众媒体”的关注，进而就引起了主流文人圈的关注。由此，主流的文人阶层又开始对他的书法产生了解，比如文征明就视徐渭的书法作品为宝。直到清代康熙年间，他的绘画才为主流所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是造假画的高峰期，关于徐渭作品的造假，在彼时甚至有“赝作之鼎”的说法。又加上他本人就没想要做个艺术家，在世的时候没什么人向他求画，乃至存世作品很少。目前全国的文博机构收藏的徐渭作品不到百件，所以后世对于徐渭作品的争议很多，衡量的标准也非常大，直至今天都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具体、完善的鉴定准则，因为实在是见得太少了。
不过我认为，徐邦达先生曾经的断论是我们必须要把握的原则，非常透彻精辟。徐老的大意是：徐渭的作品要有狂纵的风格，但狂纵的风格面貌并未徐渭所独有。
其实，徐渭的狂纵是非常节制与合理的，它始终处于一个临界点上，这是艺术最吸引人的地方。比如仇英的作品，画得精工富丽，但恰恰就是那样一个临界点，少一分则不雅，多一份则俗。徐渭也是如此，他用笔飞舞，笔底却是明珠。反过来看出现在市面上的一些赝品，要么装腔作势，要么狂得泛滥无度，真正出自徐渭的书法是在继承传统后的一种努力摆脱，可以写得密不透风，有自我的腔调与姿态，现代感十足；他笔下的人物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到位的形象，如此无法而法，不是像仿冒者一样恨不得要把纸给戳破就可以做到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上面说到的这些鉴定的区别，更多还是要从一种感悟、神韵层面去理解和掌握，尤其对于新入门的藏家、艺术爱好者来说，可能仍会有些摸不着头脑。因此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更多去了解这位艺术家，他的背景、经历以及“三观”等等，这样再去看作品，可能就会豁然开朗。
（注：本文配图由庞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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