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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遗珍 揭开一段尘封千年的宗族史

来源:2016年第12期 2016-12-15 09:17:11 承载 图/朵云轩拍卖提供

    精于古文献研究者大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苦苦寻觅之后,往往于不经意间,一件珍贵历史文献会突然呈现在面前。今天,这样的机遇再度出现:朵云轩2016年秋拍的众多古代字画精品中,其貌不扬的《汪氏统宗世谱之图》卷,将为普天下580余万汪姓子弟,揭开一段尘封千年的宗族历史。
《汪氏统宗世谱之图》,为原朵云轩门市部古玩收购部(今属朵云轩集团古玩公司)旧藏,得之于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因相隔半世纪有余,其具体收购经过已难追寻。全卷内容,不看则已,既经披览,竟令人大吃一惊!全卷目录及提要如下:
    《汪氏统宗世谱之图》(手写,麻纸本,纵33.7厘米,横143厘米)
有明显残缺,现仅存“世系图”、“婺源县迁居名族图”、“祁门县迁居名族图”三部分。“世系图”自“一世”而至“十七世”,以下残缺;“婺源分支”部分基本完整,仅标题下半段略损;“祁门分支”部分残后半段,迁居记录至宋建炎时期为止。
    各支迁居地名记录中,凡涉及重要迁居地者均钤有木印,印文虽有待进一步辨识,但据笔者调查及资料查找后所知,这类情况,在此前披露的各种家族文献中均未出现过,其实际作用或类似后世的户籍地确认。或许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宗族文化现象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新发现。
    宋高宗《侍御史汪勃》(手写,楮皮纸本,纵36.3厘米,横49.8厘米。上下及右为雕版凤纹边框,左边框未见,亦未见年号、钤印,疑残缺裁去)
    此文年款或已残缺,文中称汪勃为“侍御史”,应在绍兴十八年左右。其书法与本卷第十八段高宗绍兴六年所颁《赐进士及第汪应辰》一文极为接近,特别是“朕”“”等字的写法,无论字形结构、用笔习惯,其特征均十分相似,惟后者的书写年份比本段早了10余年。但即便如此,仍可明显看出两者实出于一人之手。
俞献卿跋(手写,麻纸本。纵32.8厘米,横45厘米。前半段疑有残缺,现存后半段)
    述汪姓家世,褒扬其功。俞氏为宋真宗、仁宗两朝重臣,精于税法,善于理财,故深受器重。此文未见著录。款署“礼部仪制司□度支员外郎”,应是俞氏晚年手笔。
    程卓《汪氏族谱序》(手写,麻纸本。纵35.4厘米,横45.4厘米)
程卓(?—1223年),为南宋孝宗、宁宗两朝大臣,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封新安郡侯,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谥正惠。序文阐发宗、族、人三者大义,言简意赅,令人深省。经检索文献,发现此文曾被余姚张氏冠以北宋大画家“李公麟撰”的大名,作为自己家族的谱序,以显荣耀。这类托名作假、抬高身份的做法,在古代家族文献中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本卷同样也存在这一情况,详见第十二段“周必大赞语”。
    善斋许谢跋(手写,楮皮纸本,染色。纵35.2厘米,横52.8厘米。右下角钤“子孙永传之宝”白文长方印)
    汪芬《汪氏谱序》(手写,楮皮纸本。纵33.7厘米,横63.2厘米)
    汪芬生卒年不详,约于晚唐时期,是汪氏家族中的重要人物。第一部确认成书的“汪氏族谱”,与他有密切关系。他所写的这篇序,成为迄今所知最可靠的汪姓早期文献之一。将此写本内容与今存雕版刷印本相比,有三大不同:一是今本传抄存在较多的明显差错;二是因差错引起文意完全不同,直接影响到对汪氏宗族历史的根本认知;三是汪氏首部谱书的成书时间不同。由此可见,汪芬《汪氏谱序》的面世,可能将对汪氏历史的研究提供新的依据,以及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视角。
    唐高祖《武德四年敕命》(朱书,楮皮纸本。纵33.9厘米,横90.8厘米。龙纹边框,疑似雕版刷印。内框纵29厘米、横84厘米。“四年”二字处钤有“内府之宝”朱文九曲篆大方印)
    此件书法端庄恭敬,呈北魏碑体遗风,开颜体正楷先河。中间及后半部分残损较多,以致文字并不完整。整个纸面包浆明显,朱书的起笔、收笔处,时有因朱砂堆积而引起的明显氧化,呈深褐色龟裂状。用纸纤维较粗,与唐早期出土古纸纤维的状态十分接近。
    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621年)封歙人汪华为越国公,掌管歙、宣、杭、陆、婺、饶等六州军事,使之雄霸一方,这段历史几乎在迄今所有的汪姓谱书中都有提及。但是,极具皇家气象的朱书文本实物究竟什么样?后世汪氏子弟却谁也没有见过。明初,曾有汪氏谱书提到,五代时汪芬后人汪道安,“世掌越国公诏诰”,如此说来,至少在传说中,这件对汪氏来说极为重要的文献是有可能留存于世的。敕命文字起首有“奉天承运”一句,有研究认为,这是自明代起才出现的制文套语,但在纸色、字体、印章、印色等其他重要因素均与初唐纸质文献特征类似的情况下,仅凭这一点,是否就能断言这是后世仿冒的呢?是耶非耶,实在值得深究。
    此外,若在确认此件真实性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其雕版纹饰,意义更是非同一般。据文献记载,中国早期雕版印刷术在公元7世纪前后已经问世,但迄今为止,所掌握的实物却只是敦煌藏经洞所出公元868年的《金刚经》。这样,唐高祖敕命原件的认定,也许就能够将实物的历史推前200多年,这一重大发现,无疑将远远超过汪姓宗族历史的本身。
    黄葆光《唐越国公神传》(手写,白麻纸本。纵34厘米,横53.5厘米。纹清晰可辨)
    此文不见著录,款具“兵部职方员外郎”,应为黄葆光晚年所作。
程元凤题赞(手写,白麻纸本。纵32.7厘米,横29.8厘米。隐约可见较细的纹)
此文未见著录,程氏款署职衔为“左丞相”,《宋史》本传未明确记载,但程元凤先后于理宗景定年间和度宗咸淳年间两度任丞相,与此可以对应。
    胡炳《赞越国公族谱卷》(手写,硬黄纸本。纵33厘米,横52.3厘米。纸色已泛黑,纸面有蜡层,龟裂较甚,包浆较厚,间有剥落。)
    赞语为七律诗一首,书法用笔尖利遒劲,字形潇洒自如,毫无拘泥之感,具有南宋后期书法的鲜明特质,与南宋张即之行楷《般若金刚经》书迹相类。(参见局部图4-1、4-2)查《新安文献志》,与卷十四所载元代胡炳文《题富山汪王庙》基本相同。不过,《新安文献志》为明代人所辑,故不能排除此诗为编辑时的误植。
    赵汝愚《端明学士汪公传》(手写,楮皮纸本。纵32.4厘米,横46.8厘米)
“端明学士汪公”,即汪应辰,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状元,后为高宗、孝宗两朝重臣。曾因与秦桧不合,迭遭排挤,晚年又遭权臣诬陷,气病而卒。赵汝愚为宋宗室名臣,列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此文详述汪应辰生平,对其刚直方正和乐善友爱的秉性赞誉有加,是研究汪应辰生平的新史料。此文书法遒丽沉稳,文字未见著录。所署年款、职衔,与赵氏经历相符。
    周必大款《赞语》(手写,楮皮纸本。纵37厘米,横26.5厘米。右下角钤“万寿□□子子孙孙永宝”朱文长方印,与许谢跋纸右下角印相同。)
    周必大为南宋名臣,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同为南宋文坛四大家。此文字与南宋方中辑《蛟峰外集》卷二所载方万二撰《贺蛟峰先生秘书署摘句》完全一致,书法及所署“周必大”款、印,与传世周氏墨迹有一定距离,可能是托名赝迹。
    宋孝宗《兼知枢密院节度使醴泉观使汪澈》(手写,楮皮纸。纵37厘米,横81.2厘米。雕版龙纹边框,内框纵31厘米,横73.8厘米。钤“御书之宝”九曲篆朱文大印)
    汪澈(1109年—1171年),是南宋时期汪氏宗族的又一位重要人物,在高宗、孝宗两朝出任要职。同时,又精研理学,著述甚多,与朱熹等交谊甚好。文下颁,已在汪澈的晚年,文中所称汪澈的职衔及所署年款,均可与孝宗初年的史实对应。
    罗愿《赞语》(手写,有色笺纸。纵33.8厘米,横45.2厘米。略损,微带朱膘色,美观雅致。纸面有明显的粉质涂层,较平滑,当为特制笺纸。)
苏轼《唐越国汪公传》(手写,楮皮纸本。纵36厘米,横49厘米。右下角钤一白文印,印文待辨。款署“元二年三月上浣翰林学士眉山苏轼撰”,下钤“玉堂学士”白文方印,另一印待辨)
    此文未见著录,较之前附黄葆光的《唐越国公神传》,篇幅更长,内容更具体。描述汪华出生时带有明显神话色彩的文字,当为附会,不可相信。但是,文末明确提到越国公“生子八人”,分别为建、粲、达、广、逊、逵、爽、俊,比后来不少谱书的记载中少了幼子汪献。这一不同,直接影响到汪华后世的谱系,是值得深究的现象。所以,即便此件书法风格与常见苏字完全不同,难以认定属于苏字手迹,但其文献史料价值,却不容小觑。
    程琳赞语〔手写,楮皮纸本。纵33.2厘米,横20.4厘米。右下角钤“子孙永□之宝”白文方印(与许跋纸右下角印相同)。此文未见著录。〕
    唐越男汪公遗像(手绘,设色绢本。纵28.5厘米,横21.2厘米)
    画幅本身绘有唐代官僚装束人物半身像,其手持玉笏,符合文献记载中的相关细节右上角有篆书“唐越男汪公遗像”七字。画幅绢丝较粗,已透底,描摹欠工。不过,在今存汪氏宗族文献中,已找不到明以前家族人物的任何手绘图像了,因此,对数以百万计的越国公汪姓后裔来说,此图仍不失为一件极珍贵的“祖宗像”。
    宋高宗《赐进士及第汪应辰》(手写,楮皮纸本。纵37.4厘米,横73.5厘米。雕版纹饰边框,图案模糊难辨。内框纵29.8厘米,横69.3厘米。钤“绍兴之宝”九曲篆朱文大方印)
    此文未见著录。从内容看,应是汪应辰高中状元后,高宗赵构赐颁的文书,其署年时间和所用玺印,均与内容相匹配。当时此类文字大体相同,惟以受文者姓名或官职不同而有小异。此文书法,可与本卷第二段“宋高宗《侍御史汪勃》”同看。笔者以为,不论此件是否出自高宗御笔,但从书法用笔、字形等特征来看,当出一人之手。
    佚名《人物像》(手绘,设色楮皮纸本。纵29.3厘米,横16.3厘米)
    画中人面目清癯,宋时官僚装束,因高宗文至于此画像前,故推测画中人即汪应辰。此图画法,较之越国公遗像更为细致,绘工也较精到,用色讲究,朱红官服至今鲜艳夺目,细笔描金稍有脱落,但仍清晰可见。
    由于历史原因,千百年来,留存至今的家族文献已很有限,即使有之,距今的时间也不长。除了那些出土的石刻碑版类文献外,纸质类的手写文书基本上都晚于元代,而集中于明清时期的数量虽多,但这类近世文献对于早期的家族历史每每语焉不详,传抄错讹,附会牵扯者不在少数。因此,不少人都认识到早期文献的重要,却因存世极少,得之难乎其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想要在当下寻找一件早于元代的家族文献,恐怕就算踏破铁鞋,也未必能如愿以遂。
    也许,2016年注定是朵云轩不断发现和开掘文物艺术品新门类的一年。在今年春拍中,一件名家供养、硕儒共赏的《雷峰塔藏经》,以高价成交;两册独一无二的晋唐古纸,更是创下古纸拍卖的记录。眼下,秋拍即将来临,一件充满了太多“不确定”的家族文献,又将带给人们怎样的玄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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