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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考察 让千年刻石露真容

来源: 2017-11-09 13:40:41 ◎文/本刊记者 贾理智

    熟识历史的人都知道“燕然勒石”这个典故。而千年前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名句“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更让这一典故深入人心。
    典故也好,名句也罢,还原2000年前的史实并非易事,但如果能借助文物无疑能离历史更近。不久前一条消息的披露在业界掀起轩然大波:7月27日至8月1日,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合作实地勘察,解读东汉永元元年窦宪率大军大破北匈奴后所立的摩崖石刻。经辨识,确认此刻石即著名的班固所书《燕然山铭》。显然,这一堪为石破天惊的消息让历史的面目越来越清晰。
    与此同时,学界也热闹起来,史学家、文献学家、书法学家、金石学家、文学家等都纷纷各抒己见,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破解2000年前的这段历史。

    重大发现  “燕然勒石”本尊现身

    采访嘉宾
    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蒙古文献学家、女真文字学家和蒙古准格尔丹研究专家。
    作为此次中蒙联合考察队的中方专家,本刊记者日前专访了齐木教授,请他来为我们讲讲此番考察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


    日前,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经过实地勘察,最终确认位于蒙古国杭爱山支脉一处摩崖石刻即为东汉班固所书《燕然山铭》。这是中蒙合作所获的重大考古发现。
    据史料记载,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直至燕然山,大获全胜。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战役,窦宪命随军出征的史学家班固撰写了《燕然山铭》,并刻石纪功。“燕然勒石”这个历史典故也由此而来。《燕然山铭》被全文收录在《后汉书》和《文选》中,得以流传千古。而燕然刻石更是成为史书中有据可查的边塞纪功碑的最早源头,并由此形成了边塞纪功碑的传统。
    据了解,杭爱山位于蒙古国中部,我国古代称之为燕然山。此次中蒙学者发现的石刻宽1.3米、高约0.94米,位于山体向西南突出的红色岩石上。此番实地勘察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对石刻进行了拓片、照相和录像,并仔细核对、辨识文字,初步统计出摩崖一面共有约20行、260多字,可确认为汉代隶书文字。由于石面风化严重,字迹多有漫灭,最终确认了220多字,内容与史载290余字的《燕然山铭》基本相符。

机缘巧合  促成联合考察
    《中国收藏》:燕然刻石被发现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但为什么直到此次联合考察时才被辨识出是《燕然山铭》呢?
    齐木德道尔吉:石刻最早是1990年由两位蒙古国牧民兄弟在岩石底下避雨时偶然发现的。此后,蒙古国政府机关和各研究机构就都知道了这块刻石。但由于蒙古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限,所以一直没能辨识出上面的文字。其间,他们也曾邀请过俄罗斯、美国、韩国和日本的专家学者一起来考察,但最终都没有结果。外加蒙古国内匈奴时期的考古资源非常丰富,不断有新的遗址出现,燕然刻石的辨识工作就被暂时搁置起来了。

   《中国收藏》:此次联合考察后,中国和蒙古方面还会有进一步的合作吗?
    齐木德道尔吉:历史上,中蒙双方学者之间的交流并不多,本次的联合考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此前我们彼此就认识,所以他们才找到了我。对此次联合考察,蒙古方面非常满意,并且诚挚地邀请我们抽时间再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今后这种联合考察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本次考察,蒙古方面的领队是成吉思汗大学的校长喇呼苏荣博士,成吉思汗大学在蒙古国的考古界颇有威望,虽然是一所民办高校,但是实力很强。

   《中国收藏》:据了解,蒙古方面真正跟您联系是在2014年。为什么时隔3年后才促成了今年的联合考察工作?
    齐木德道尔吉:前期蒙古方面推测这是北魏时期的刻石,并发来照片请我们释读。但查阅资料后,我们认为不是。从字体上看,它是汉代隶书文字,所以肯定是唐代之前的遗存。后来从照片中发现了“其辞曰”,进而推测它应该是纪功碑。后来高建国博士又在照片中辨认出“南单(于)”两个字,这才想到了南北匈奴,进而认为应该是东汉的东西。如果是东汉,那指向最明确的就是《燕然山铭》了。后来通过清晰的图片进行辨认,初步确定就是《燕然山铭》。蒙古方面得知后也非常重视,邀请我们尽快组队联合考察,就这样我们利用今年暑期完成了此次联合考察。

   《中国收藏》:刻石上的字是怎样确认的?
    齐木德道尔吉:蒙古方面很重视此事,在我们到达现场前,当地政府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相应的工具,比如搭建要用的施工架子等。由于刻石地处偏远,蒙古方面还安排了我们一行在野外宿营。铭文的释读是我和高博士站在架子上,对照着刻石,手捧《后汉书》一个字一个字辨认的。我们一次性认出了220多个字,这才最终确认它就是《燕然山铭》。对此蒙古方面也异常兴奋,认为这是一个考古学和文献学上的重大发现!联合考察结束后,我在现场接受了蒙古国家电视台的专访,阐述了此次考察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收藏》:听说你们在此次考察中,还制作了拓片。
    齐木德道尔吉:是的,但拓片的制作可谓颇费周折。我们本来计划制作十几张拓片,为此高博士还专程从西安碑林博物馆购买了多种宣纸和墨汁,但最终算是勉强制作成一张。野外气候多变,时而狂风大作,时而雷雨交加,时而阳光暴晒,拓片制作不能一气呵成,陆陆续续拓了两天之久,太艰难了!说个小插曲,我们晚上睡觉的帐篷数次被狂风刮走,多亏有蒙古方面的队员守护!可想而知,在野外制作拓片是多么不易。

   《中国收藏》:最终制作好的拓片在哪里?会考虑相关资料的出版吗?
    齐木德道尔吉:由于最终只完成了一张拓片,这张拓片就留给了蒙古方面做资料,我们带回来的只是照片。目前我们还在进一步考证碑文内容,后续会有专门的论文发表。经过现场辨认,《燕然山铭》全文共有260余字,这与《后汉书》中的290余字的文本还是有所差异的,应该是在流传中文本发生了变化。至于资料出版,等明年春天我们再去考察的时候,如果能成功制作拓片并带回来,是可以考虑的。
   《中国收藏》:蒙古方面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保护这个刻石?
    齐木德道尔吉:我在接受蒙古国家电视台采访后,又和蒙古方面就刻石的保护和下一步的研究充分交流了意见。刻石的保护工作必须由当地政府来做,对此我们也给出了参考意见。蒙古方面计划采用我方提出的保护方案——用有机玻璃罩将原刻石保护起来,同时在旁边重刻新石进行展示和研究。
此番联合考察我们还对《燕然山铭》刻石周边进行了考察,对其地形地貌以及周边的匈奴遗址都一一做了记录,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变迁。

   《中国收藏》:除了《燕然山铭》之外,蒙古国境内还有别的“边塞纪功碑”吗?
    齐木德道尔吉:类似于《燕然山铭》的纪功碑,在蒙古国发现的主要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成吉思汗帮助金朝宰相完颜襄征伐塔塔尔部后,完颜襄刻下的女真文和汉文的纪功碑;另一个则是康熙时期征讨准格尔葛尔丹时立下的纪功碑。此外,明代初期和元军残部作战时也留下一些摩崖石刻。当然也有一些刻石仍在寻找,像北魏时期三次征伐柔然,也应该有纪功碑,这在《魏书》上都有记载,但至今还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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