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繁华

来源:
作者:◎文、图/由国庆
2019-04-11 15: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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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知道现在的书店业是否繁华依旧,那就必须了解其过往。而常言道:近代百年看天津,城市尽得风气之先,文明进步势头也异常显著

  传统的官刻、坊刻、私刻是津门书籍印行的三大系统,好书层出不穷,随之出现了不少知名的书局、书店、旧书商。清光绪七年(1881年)天津官书局开始筹建,鉴于南方印书胜于北方,官书局就从南方各省采办佳书来津发售,以飨读者。

  书市兴盛大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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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乱”后,京城的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纷纷来到天津租界寓居,兴学之风更盛一时,因而带来了书市多层面的扩展。

  天津早期的书局大多位于老城北门外大胡同、东门外东马路(东北角)一带。另外,北洋新政开辟河北新区,打通了大经路(今中山路,与东马路相连),北洋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直隶法政专门学校、直隶水产专门学校等相继建立。由此,莘莘学子、文人墨客在这一带往来频仍。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保定创办直隶官书局,随即又在天津大胡同北马路开设分号,从整体上拉动了这一带书局业的发展。直隶官书局也逐渐替代了原天津官书局的业务。

  辛亥革命后,出版先锋城市上海的几家书业大户看上了大胡同这块风水宝地,纷纷驻庄于此,开设分支。商务印书馆捷足先登,文明书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接踵而至,接续开业的还有大东书局、大众书局、文化书局、江东书局、南洋书店、华新书局、东亚书局、集成书局、华洋书社、联益书局等。几年间,这一区域书店林立,书香氤氲,成为全国新书的荟萃之地,让人流连忘返。

  直隶书局还代销寄售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大量教科书。上海、北京等地的新书能及时流通,为天津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加上天津水陆交通发达,书市经营者得近水楼台之便,生意远涉三北地区。

  大胡同估衣街作为老天津商业的重要发祥地,繁华熙攘,翰墨斋、德聚魁、戴月轩等十多家南纸局也遍布此地。他们经营文具纸张,兼顾书籍经销,其中的文美斋大名鼎鼎。文美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石印技术印行的沈兆涌所绘《百美图咏》和杨伯润《语石斋画谱》等名响一时;清宣统三年(1911年)文美斋又隆重推出木版印、张兆祥所绘的《百花诗笺谱》,被文化界公认为是绘、刻、印皆上乘的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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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书店林立

 

  五四运动以来,如《觉悟》《平民》《新生》《醒世》等爱国进步书刊大量流行天津。1919年成立的南开书报贩卖团,1922年成立的五五书报代卖社,其规模虽然不大,但开创了传播革命火种的先河。稍后成立的天津书局也以销售新思潮书刊而著称。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还先后出版了《北方红旗》《天津青年》《出路》等大量革命刊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集中在大胡同的众多书局外,市内销售新旧图书的知名书店林立,如新明书局(北门里)、求古堂(北门里)、仰古斋(北门西)、文林阁(东门里)、宝林堂(东门里)、培远书庄(东门里,后更名宏雅堂)、文益书局(东门里)、希古斋(东马路)、大道书局(东马路)、文元书局(西北角)、博古书局(西北角)、尊古斋(西北角)、荣记书局(南马路)、茹芗阁(荣业大街,后天祥商场)、养静斋(荣业大街)等,以及法租界内的文在堂、忠厚书庄、永和书局、大业书局、百城书局、佩文斋等。当时,这些书店多以销售新书、收售旧书为主,对自行编辑出版业务的涉及不多。

  同一时期,天津的学术著作多由高等院校、机关团体自行出版,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工商学院等不断有新书问世,其中以南开大学出版最多。

  北方书店、知识书店同样值得一提。北方书店创办于1930年,地址在法租界24号路(今长春道);知识书店开业于1936年,地址在国民饭店楼下的铺面。这两家书店既销售爱国进步书刊,也是进步人士的秘密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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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书市的力量

 

  “七七事变”日军侵华,天津也被占领,包括大胡同在内,曾经文风骀荡的天津新旧书市难逃劫难。这一时期,进步书店难以立足,而天祥百货大市场内的旧书市对天津书业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天祥商场旧书市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二三楼的旧书店、旧书摊不下三四十家,经营古旧书籍、碑帖字画、新书等。如二楼有瑞记、兴华、文风、连华、福兴、振兴、凯基、新基、志远、竹林、天禄、中流、奔流、中兴、广兴、群友、文华、大文、华通、茹芗阁、维新、华东、光明、先进、鸿雅堂、振记、玉记、存仁、复兴、庆记、英志等书店书摊;三楼有美丽、永和、校经、大华、中西、龙门、新中、耕余、大众等书店书摊,生意则稍逊于二楼。许多文化名流都曾在天祥旧书市淘书,此间充满了人文佳话。

  与天祥商场紧邻的劝业场内也有几家书店,如东亚书局、德记书店、藻玉堂等,尤其藻玉堂名气不小,常会收进一些名刻古籍出售。马路对面的泰康商场内又驻有多家书店,如东莱阁、宏雅堂、记书报社等。

  值得一说的是,上世纪30年代,天津新闻出版对北派通俗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传播作用。《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商报》等大小报刊皆以连载通俗小说取胜,吸引读者。小说连载后常会刊印成书,除了几家有实力的大报往往自行出版之外,大业书局、天津书局、五洲书局、世界书局、大昌书局、诚文信书局、励志出版社、文华出版社以及有的广告公司也争相印书,因为这个市场好,有钱赚。

  另外也有一些书店坚持向读者提供革命进步书籍,如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以及《西行漫记》《母亲》《铁流》《静静的顿河》等,还有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曹禺、老舍的优秀作品。如此一来,在传播革命火种的同时,天津的文脉也得以留存、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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