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运与天赋发生撞击

  作为晚明最具影响力的书画大师，董其昌的艺术生涯是极具传奇性的。他书画兼修，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能保持一颗艺术的本心。他的出现，不仅使明末艺坛熠熠生辉，其艺术精神与书画理念更在此后数百年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董其昌出生于一个科第传世的家族，先世多有中进士者，其父董汉儒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何良俊在《董隐君墓表》中曾云：“董氏，上海之望族也。”可尽管如此，在董其昌入京做官之前，其家境却并不富庶，为诸生时，只因家中有瘠田二十亩，便被分派众多赋役，无奈之下只得弃家远遁，避入华亭，后登榜传胪，遂不言上海籍。

  在《画禅室随笔》中，董其昌曾谈到一段经历。其自言对书法的兴趣源于科场的失利，称“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熙，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所谓“伯长”者，是其子侄辈，此经历成为他日后致力学书的重要契机。董氏自言从颜真卿《多宝塔碑》入手，再学钟、王，后又倾20年巨力学习宋人，终得解处。

  当然，若从严格意义上讲，17岁不可能是他真正学书的伊始。因为他生长在书香世家，科举考试可以说是士子的唯一出路，故而在其青少年时期定会有较为严格的写字训练。或许是他当时年纪幼小，对书法还没有浓厚的兴趣，导致书写水准并不突出罢了。但董其昌属于悟性极高之人，故能“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仲、祝希哲置之眼角”。

  董其昌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天赋秉异和发奋努力之外，也离不开诸多良师益友的提携指点，这其中最先遇到的就是莫如忠、莫是龙父子。此父子皆为当世名流，莫是龙长董氏18岁，关系亦在师友之间。从他的《容台文集》中可知，大概在17岁以后，董其昌便在莫氏私塾读书，“师方伯（如忠）而友廷韩（是龙）”。对于莫氏父子的书艺，他赞叹不已：“（如忠）其沉着逼古处，当代名公未能或之先也，见王右军《官奴帖》真迹，俨然莫公书，始知公深于二王。”“吾师晋人之外，一步不窥。吾师以古，廷韩以态。”莫如忠方正典雅、莫是龙俊爽奔放的特点，在董书中确有踪迹可寻。可以说，在未及弱冠时便有此机缘得遇明师，实乃大幸。董氏一生以“晋人韵度”为旨归当源于莫氏父子的言传身教，他们的艺术理念和创作实践使董其昌迅速开阔了眼界，并为日后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董其昌入仕之前，除耗费大量精力临池外，在观赏前贤名作时获得灵感、不断开悟，是他探寻书法真谛的绝佳途径。在此期间，他主要生活于嘉兴一带，以教书课徒为业，因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当地一些书画鉴藏家。在没有照相技术的明末，能够获观藏家大量艺术珍品的机会极为难得，因为神采奕奕的书画原作自然不是寻常刻帖所能比拟的。毫发逼真的细节以及神完气足的韵味为他的创作勾勒出美妙的蓝图，这一经历也为他今后所能达到的高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万历八年（1580年），董其昌26岁时，堪称明代第一收藏家的项元汴聘其为家教，授课于幼子。他在尽睹项氏藏品后大为震惊，叹曰：“三五年间，游学就李，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岁月。”几乎与此同时，他在前往金陵考试的途中又见王羲之《官奴帖》墨迹，在激赏右军法书玄妙的同时，也“方悟从前妄自标许”。对自己之前所书大为失望，遂三年搁笔不书，以全新的角度参悟晋人笔法，进入到以博览取代大量练习的反思阶段。然而，此时的他只是一个社会地位不高、资历尚浅的青年秀才，尽管有远大的志向和过人的艺术天赋，但实力还远未达到在士大夫阶层中被普遍认可的程度。

  与莫是龙、陈继儒这样绝意科举的隐士有所不同，仕途的成功对于董其昌的书画事业有着强力的推动作用。他在35岁时考中进士，进京入翰林院。在短时间内他结交了更多的京官，其中不乏极有见地的士大夫和收藏家。诸如，其馆师韩世能家藏富有，陆机《平复帖》、褚遂良《倪宽赞》等皆为其所有。韩世能乐于把一些书画精品携至翰林院与学生共赏，这种方式的鉴赏学习对于董其昌而言自是受益匪浅的。在《平复帖》后有董氏50岁时跋语：“余所题签在辛卯春，时为庶吉士，韩宗伯方为馆师，故时时得观名迹，品第甲乙，以此为最。”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了解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董氏37岁时为此作题签，这表明韩世能对其书艺和人品极度认可的同时，似乎也预示着他的名字将会名垂书史。九年后，46岁的董其昌云：“予学书三十年，不敢谓入古三昧，而书法至余，亦复一变，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此时的口吻，已俨然一代宗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