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运气”

2018-08-21 09: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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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从来都不乏才华横溢却被时代遗落和掩埋而鲜为今人所知的艺术家,像国立艺专这样民国时期艺术教育的桥头堡,呈批量化出现此类情况就更为普遍。连创校老校长林风眠都孤寂半生,大众认知度远低于其他几位同时代的画坛领袖,当年与他一起创校从教的同事朋友,一起培养出来的画坛新锐,在历史境遇中的颠沛、时代际遇中的起伏,就更不易为人所识了。时也?运也?我们围绕着国立艺专的“黄金十年”,来回望那些已经非常遥远与模糊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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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也有属于它的时代

 

 

  相较而言,国立艺专早期执教的西画教授们,命运似乎比国画教授们更加坎坷多舛。他们的名字,在如今也只是成为符号,虽不时出现于学术论文与回忆文章当中,却始终雾里看花,依稀恍惚。林文铮、蔡威廉、吴大羽、方干民、叶云、李风白、李超士这批老教授们共建起了国立艺专“中西融合”的西画传统,打造了上个世纪30年代学院“黄金十年”的艺术声誉,培养了后来蜚声国际的艺术精英,在经历了学校改制、战争、政治运动等人间坎坷之后,被遗忘在历史的迷雾中,作品也大都不存于世。

  而他们的学生们,虽有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李可染、罗工柳这样享誉艺坛的人物,当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窗求艺的佼佼者,也并非个个都幸运地引起众人的追捧。当然,任何时代,只要有成功吸引众多目光与掌声的时代宠儿,也就一定有籍籍无名、默默耕耘的不那么幸运的落寞者,这当是无数历史偶然中可以得出的一条规律了。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国立艺专,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对现代艺术的推崇。艺专老教授们大都有留洋经历,西画教授更是清一色地留法归国,他们看重西画的造型基础,也受到同时代欧洲正如火如荼的现代绘画运动的洗礼。他们崇尚西方古典艺术的造型精确,也喜爱印象派的色彩与灵动,对现代诸派,同样有着相当的了解:后印象派的结构与笔触、野兽派的稚拙与洒脱、立体派的观察与重构、表现派的潇洒与放达都综合呈现在他们早期的画作当中。

  可是后来,艺术思潮却有所变化,尤其是1949年以后,现实主义成为惟一正确的艺术方法,现代派运动戛然而止,这些画家们自然淡出公众与研究者的视线,还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波及。到上世纪80年代,艺术标准多样化,而他们要么早已过世,要么蹉跎半生,已入迟暮之年,早年画作又大都损毁于战火和历次运动当中,在时代认知的错位中,早不再可能成为焦点。

  其实,国立艺专作为现代主义堡垒的印象太深入人心,反而让人忽略了其丰富性。尤其是在教学上,艺专并未忽视对基本写实功底的训练,林文铮执笔的“教学大纲”里,明明白白写着“素描即是造型艺术的基本”。在具体教学实践中,蔡威廉、李超士都讲求严谨的基本造型能力;方干民和吴大羽更自由一点,强调观察比较,提醒学生重视“大体”,在学生的回忆中,吴大羽要学生“不必纠缠细节”,“技巧在其次,自我感觉为主”;方干民也并不赞同学生们自由主义作风地理解现代艺术,他说:“现代派绘画的简练、变形看来象是粗制滥造,实质上包容着画家的功力和严谨的素描,只是他们具有新的观察方法,才产生不同的作画方法罢了。”如此看来,观察力、基本功、自我主张,这三者合在一起,才可基本勾勒出艺专整体的教学理念,只是现代主义的印象太深入人心,让人忽略了细节,更何况,在当时西画界,现代主义本就是主流,是“新派”、“现代”,是潮流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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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而艺术?

 

 

  对艺术功能的见解有所分歧也是艺专众师生在“时代选择”中淡出的另一个原因。“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描述为艺术的纯粹性与功利性)是贯穿20世纪的世纪命题,艺专从建院之初就陷入这对矛盾的调和中。

  深受蔡元培“美育救国”思想与非功利审美观感召的林风眠坚定地信奉“为艺术战”,强调保持艺术的纯粹性,以美来感化慰藉人生。他说:“绘画底本质是绘画”;“依照艺术家的说法,一切社会问题,应该都是感情问题”。而新的时代呼吁却更倾向于艺术像刀像匕首那样直接反映现实,从而直面人生,为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其实,在今天看来,这两者未必不能调和,一方坚守艺术的情感功能,认为艺术应通过纯粹的审美体验达到升华民众人格情操的功能,从而实现艺术的社会功能;另一方强调艺术以内容、主题的选择来更准确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唤起民众的斗志。虽最终都作用于社会,却有着不同的努力方向。

  将艺术的社会运动看成终生奋斗目标的林风眠,最终却只是简单地被贴上纯粹艺术家的标签,而受其精神影响的“象牙之塔”也难免以这样的印象示人。在此后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战争危机之下,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对艺术的功利性需要成为重心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文艺功能的“大众化”主导性方针下,同样也在对艺术功能理解有所偏颇的定位下,林风眠们又再一次与时代交错。

  艺专的学生们,没有像他们的老师们那样,去调和与统一“为人生”与“为艺术”的态度。他们当中有一大批最终选择了“为人生而艺术”,也有人选择了留在象牙之塔,为艺术而奋斗。

  1929年入校的学生张眺、李可染、胡一川、王肇民、力扬等人加入了受“左联”领导的“一八艺社”,探索“普罗”艺术的可能性。1932年,进步学生们共计20余名被开除学籍,他们的人生也就脱离了国立艺专所营造的艺术氛围,走向了另一种可能。他们当中,李可染后来改习国画,在中国画的现代性创新上闯出了自己的特色,可说是“留法三剑客”以外艺专学生中艺术地位很高的一位。王肇民辗转主攻了水彩画,以夯实准确的造型与朴实无华的内容独步艺坛,也树立起了自己的标志,但名气就要远逊李可染和几位师弟了。而在革命生涯中奉献光与热的几位艺术家,奏出了时代最强音,却也成为时代的注脚,未能摆脱艺术史上定位难的尴尬。这也可算作是另一种捉摸不定的“时代选择”了。

 

 

  看运气吧

 

 

  1937年抗战爆发,随后杭州、北平两大艺术院校引发并校风波,林风眠挂印离职,从此开始了他孤独半生的艺术探索,艺专教授四散飘零。此后,林风眠、吴大羽和方干民后虽有回到学校,但今非昔比,昨日不再。而林文铮、蔡威廉夫妇的遭遇则最让人遗憾与痛惜。

  1939年,蔡威廉在昆明去世,林文铮忍受丧妻之痛,一人承担家庭重担,辗转于多所高校,靠着自己功底颇深的法文造诣,转行做了法语教授。近年来,女性艺术家的研究者颇多,蔡威廉女士的艺术逐渐为人所知,但即便如此,作品也难见真迹。而林文铮,反而更少有人提及。

  说起来,这位与林风眠自小相识、一同留法的艺专第一任教务长兼西洋美术史教授,绝对是艺专当之无愧的笔杆子:校歌由他填词,教育大纲由他执笔,而他大量的艺术史研究、文学译作与诗文,至今仍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林文铮自1927年留法回国,就一直活跃在艺坛,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尤其在当时艺专的刊物《亚波罗》与《亚丹娜》上,更是几乎每一期,都有他的研究文章:《时代精神与中国艺术之新趋势》(1931)、《西班牙艺术概论》(1932)、《法兰西艺术概论》(1933)、《乔多与近代艺术之起源》(1936)、《艺术上的新旧问题》(1936他的艺术理论研究,着眼于西方古典与现代艺术史,又结合中国自身艺术发展趋势,对中西问题、艺术大众化问题等,都有精辟的见解。时至今日,这位林风眠挚友兼事业伙伴、大教育家蔡元培女婿、西画家蔡威廉丈夫,艺术史家与评论家、教育家、诗人、翻译家,却始终没能获得一个应属于他自己的学术身份,20世纪艺术史学的研究,又怎少了他的踪迹?

  战争同样也改变着年青一代的人生轨迹。以伍均耀与麦放明这对学生情侣为例,两人都是以全优成绩毕业的高材生。尤其是麦放明,多才多艺,兼修声乐,还是话剧团的主力演员。战事爆发,伍均耀应征入伍,成为空军飞行员,麦放明带着家眷随学校内迁。1938年,途经贵阳,她拖家带口无力继续随校迁移,就此滞留于此,终此一生。虽仍从事音乐、美术、话剧等艺术职业,却鲜为人知。

  同样才华横溢如丁天缺,193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艺专,还未等毕业就在派系斗争中被开除。战争期间流离辗转,好不容易等到战争结束,重回母校当了助教,却因为耿介率直的个性屡屡遭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次运动他更是难逃劫数,被关押、被劳改、被管制。等到平反之日,早已是华发之年一老者,也难怪老友朱德群会说他“运气太差”。

  “时代”与“运气”,充满了偶然性,尤其在风云变幻的变革时期,更是难以捉摸,不可确定。杭州艺专师生们的际遇,或许并不是孤例。我突然想到了刘海粟在晚年回忆早逝好友陈抱一时说起的一句话,拿来作为结尾也颇为合适:“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历史的产儿,但不一定都是宠儿。”

责任编辑:◎文/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