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生乾坤 于右任书作流淌济世之情

2019-06-06 10: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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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现代书法史上,于右任始终是备受关注的风云人物。尤其在中晚年间,他创造性地以碑入草,融章草、今草于一体,将碑学推向了“碑体草书”这一最高发展阶段,也因此获得了“近代书圣”的赞誉。而从晚清到民国、从祖国大陆至台湾、从“西北奇才”到“一代草圣”,他抱持淑世济国之志,留下了无数丰厚资产。

民国初年,年仅30多岁的于右任已颇具社会名望。1931年其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后,求书者更是络绎不绝。今日传世所见其碑体书法,多以这个时期的作品为主。在这些书赠友人的作品中,于右任常常会题写上款,以表达对书赠者的尊敬之意。这些获赠右老书作的人,多为当时的军政要员、文化名流等社会精英。从中既能看出右老的社会交际层面之高、范围之广,更能看到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对于右任而言,书法就如同报刊那样,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他通常藉由选句的抄录将书法艺术与文字表达的内容包裹在一起,将其思想传播至每个角落。应该说,善用这种方式与其曾创办多种报刊、身为资深记者有关。

1962年4月29日于右任84岁华诞之时,台湾邮政部门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右任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此句取自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是右老一生坚守的理想信念。在其书写的“为万世开太平”条幅中,书赠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何世桢(字思毅)的一幅上钤有一方“太平老人”朱文印。这可不是一方普通印章,使用时间非常短暂,集中于1948年至1950年之间,此时期正值于右任书法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其书作若钤有此印,则必为珍品。而自号“太平老人”,寓含着济世淑人的胸怀。能钤上此印章,应该说让此作成为了“太平成双”的墨宝,具有深刻意义。

1950年,于右任为曾任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的熊斌(字哲民)写过一副草书八言联“璞玉浑金是寿者相,琼花瑶草得气之先”,该作上也钤有“太平老人”之印。右老四五十岁时所建立的魏碑书风,至此时愈趋苍劲老健,字势变化不可端倪,气宇开张,慑人心神。此作笔笔使转顿挫莫不合乎法度,点画间随处可见深厚功底,结体纵挺稳健,堪为于右任草书中的精中之精。

  其实,在于右任赠送友人的书作中,济世情怀是其始终贯穿的书写主题。如其为“一轮先生”所作五言对联“进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十个大字在硕大的尺幅中一气呵成,笔势劲健、字体开张、行笔潇洒,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寄托了忧国忧民的心绪。再如其书写的草书《文治国公正气歌》四条屏,“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是其气节的真实写照。此作通篇笔势飞动、点画顾盼生姿,无刻意做作而神融笔畅、气贯神足、生气盎然。即便是书写“明月清风”这样的小品,也能流露出一代大师的万丈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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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书法最受人赞誉敬重之处,在于其楷、行、草各体总能展现出豪健磅礴、雄浑壮阔,除奠基于右老的高度人格情操外,实出于深厚的碑学内涵。其1930年创作的《楷书李梦阳诗二首》,上款为“嗣仁仲、子俊女士”,落款“于右任十九年一月,于右任录李同空诗二首于鸳鸯七志斋”。要知道,落款“鸳鸯七志斋”的书作已是鲜少,且写赠给四川美丰银行创办人康心如之子康嗣群(1910年至1969年)夫妇,书配鸳鸯,实为相得益彰的美事,加以此书作与前述诗作同时,更属珍罕。该作为北魏碑刻风格,楷体融入隶行笔意,结体阔绰舒展、自然朴茂,点画线条不追求刀刻趣味,而有着浑厚朴实感,结合书体、款识及创作时间,具体证明了右老碑学的实践时期,是至为重要且宝贵的书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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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适逢于右任诞辰14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已相继登场。这其中,中国嘉德6月初推出的“一代书圣——于右任”专场格外引入注目,其也是此季春拍中的一大亮点。中国嘉德曾于2010年、2014年相继推出于右任书法专场,皆创下百分百成交的纪录,极受收藏界的好评与追捧。今年再度为藏家精心准备的书法专场,则囊括了于右任自1917年至1964年间的138件集魏碑、行草书乃至其标准草书等成熟期书作,对联、条幅、条屏、横幅、册页等一应俱全,形式多元丰富。尤以少见的早期碑楷体风格、纪年款作品为特色,诸多作品为重要上款人,如曹锟、熊希龄、钱君等,并有出版著录可资比对,殊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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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细品读这些作品,我们能在心中勾勒出一个两袖清风、正气凛然的于右任。正如林语堂对其的评价:“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右老一生自奉甚俭、高远磊落的风骨,使其书作彰显出“书如其人”的特殊价值。综合书法造诣以及社会影响力等因素,他不枉“近代草圣”之誉,时人不及、后人难迄。

责任编辑:◎文/赵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