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而还寒 高而不畏

元代文人画以山水为胜，但是竹石花鸟画也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北宋郭若虚在论述古今优劣时说：“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

郭若虚活动于北宋中期，与郭熙大约处于同一时期。他所谓的古今即六朝隋唐和北宋。也就是说，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北宋不如六朝隋唐，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六朝隋唐不如北宋。虽然绘画史实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但北宋山水画和花鸟画确实胜过唐代，而且其兴旺的势头从郭若虚的时代到南宋灭亡这200年间一直保持不衰。

枯木竹石画兴起于北宋，苏东坡便曾作《古木怪石图》流传至今。南宋院体盛行，似未见有此类佳作。元代赵孟一反近世画风，作有许多此类题材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秀石疏林图》，于自然法度之外，尽简率写意之极，挥洒自如，神完气足。在此类作品中，无出其右者。

赵孟的枯木竹石画着意于“士气”、强调书法笔墨趣味，《秀石疏林图》《枯木竹石图》《兰竹石图》和《竹石幽兰图》都可以归入这一类。枯木竹石画和单纯的竹石画不同，在观念意趣和笔墨的技巧要求上都存在明显区别。甚至元代后期吴镇、倪瓒的墨竹画也明显不同于赵氏。到了明清时期，就几乎见不到这类枯木竹石图了。这确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奇特现象。赵孟这一类作品数量不少，究其原因，恰如有人在其《竹图》中所作的一段题文所云：“其飘然也有儒者之意，其温然也有王孙之贵，其颓然也有茅檐之味，其俨然也有玉堂之气。清而还寒，高而不畏，古之人与，今之人瑞也。鸣呼，以嗜者尚其致。”正是其飘、其温、其颓、其俨，诸般情状与意态给了画家艺术表现的可能性，借以直抒胸臆。

综合前后来看，枯木竹石图兴起于北宋，衰于明，独盛于元代，这确是一个特殊的艺术现象，也是特殊的文化现象，这有助于我们认识绘画史的复杂性。每一画科甚至某一画科的某一类画都有复杂而微妙的方面，其变化的原因不是表面的师承关系或个人喜好，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及思想的根源。集中到一点，就是画家的精神追求在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时，寻求象征性艺术表现的创作冲动和艺术理念。

在中国象征文化传统中，竹石和枯木、杂草有时带上山水的一角，它们组成的画面既可让人产生视觉审美愉悦，又有足以让人反复咀嚼的寓意。况且，与山水画不同，竹石枯木是小景，作画时信手拈来，顷刻可成，与尚写意不尚刻画的元代文人画家的主张正相符合。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个人的精神追求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并不为元代所独有，宋、明同样存在这样的冲突，要论冲突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则元代强于宋、明；二是冲突的结果可以是枯木竹石图，也可以是山水、花鸟画，但要论象征性表达更直接、更简率、更自由、更深刻则枯木竹石更有代表性。赵孟和同时稍早的集贤殿大学士李（1244年至1320年）的竹石画就体现了这些特征。

竹石画的成熟表明中国绘画文人化的全面完成，这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竹、石入画并获得恰当的艺术表现扩张了画家对自然事物的审美观照，从而丰富了绘画再现的客观对象，使文人通过绘画认识自然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这强化了文人艺术抒情写意的特性，在作为一种新的再现对象的同时，也使文人画家的主观胸臆渲泄得淋漓尽致，从而使竹、石成为典型的文人画母题。第三，广义地说，在各种人文现象中，源自自然的事物都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竹的坚贞、石的耿介，其品质成为士人君子高尚品德的隐喻，借中国画各种技法、语言和手段得以表现，实为世界文化中伟大的独特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