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子园画传》 有人爱有人恨

  在2018年第六期《中国收藏》杂志中，我们从商业营销的角度为读者重新梳理了《芥子园画传》的出版、传播过程。而在一次次成功营销的背后，一个功利性逐渐加强的过程也体现无疑。这部300年来的畅销书，在找到利于初学绘画者入门的营销点之外，也给中国绘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清代是中国画谱画传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这不仅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还与整个时代的画学思想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清代的学术思想，从乾嘉学派开始就有着极为浓厚的考据之风。而中国画发展到清代，体例法度已完备，且具相当规模，在题材上山水、花鸟、人物等诸门画科已自成体系。此外，董其昌的绘画思想在当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识见也化为“正统派”集大成的绘画津梁，也就是以“四王”为代表的一群画家深入学习传统绘画，即所谓的“摹古”，形成了对笔墨表现力的沉迷以及对绘画传统的高度理性的廓清。

  |  形而下的产物  |

  正是因为以“四王吴恽”等为代表的正统画学，许多画家都将精研“笔墨”视作安身立命之所在，而对“笔墨”认真剖析梳理后，必然表现为种种总结性质的法度、规矩。这种对中国画学经验的归纳，势必逐渐形而下，逐步走向样板化和程式化，这正是《芥子园画传》的特点。

  李渔在《芥子园画传》首集序言中说：“俾世之爱真山水者，皆有画山水之乐，不必居画师之名，而已得虎头之实。”然而，后世批评李渔与《芥子园画传》的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提供了一个一学就会的模板，甚至是直接抄袭的样板。所以，正如黄宾虹所说：“李笠翁人品学问，皆非上游，为投时作此，便于不学之人流览，偶尔涉笔，即可冒得风雅之名。”（《黄宾虹文集·书信编》）

  |  再版用心良苦  |

  巢勋临本的《芥子园画传》是除原刻本之外，影响力相对较大的一种摹印本。我们现今所常见的《芥子园画传》正式出版物，如胡佩衡、于非校勘，于1960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经典的胶版单色普及本，就是基于石印技术的巢勋翻刻本。

  “石印”又称为“石版印刷”，是一种平版印刷方法。其以天然多孔的石印石作版材，用脂肪性的转写墨直接把文字、图画描绘在石面上，或通过转写纸转印于石面上，经过处理，制成印版。印刷时先用水润湿版面，因油水相拒，只有图文部分能着墨。具有制版迅速、价格低廉、表现能力强、印版修正、复制容易的优点。该技术由德国人逊纳菲尔德（Aloys Senefelder）于1798年发明，一般用于印刷商标和印数少的美术作品。

  巢勋（1852年至1917年），字子徐，号松道人，又号松华馆主，浙江嘉兴鸳湖人，张熊（字子祥）入室弟子，著有《光雪听竹轩词》，其人生平不甚清晰，散见于《寒松阁谈艺琐录》《海上墨林》等。据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所载，巢勋工山水，有倪瓒遗韵，还能画花鸟。

  至于巢勋翻刻再版《芥子园画传》的过程，则据其所作的后跋所说，他年幼的时候就喜欢画画，东抹西涂，莫衷一是，一直到二十多岁时才拜张熊为授业恩师。张熊其人嗜爱古物，据巢勋所说，“古人真迹甚多”，因此他才能饱览各家用笔、用墨之道，于是两种因素加在一起，他觉得学艺有所长进，正所谓众乐乐不如独乐乐，就想请恩师张熊将其画学大义传之于世，“先生齿尊德重，名震寰区，盎将树石勾效诸法，画成一恢而传乎？”

  针对这一提议，张熊拿出来了一本《芥子园画传》给巢勋看，见其中“树石勾效之法，无不从昔贤名迹中来；且笔法严整，议论严明”。巢勋显然未曾看过《芥子园画传》，顿感前贤用心良苦，足以启示后学，认为如果有此奇书普及于世，则画学画道将永不衰退。张熊闻之慨然而发，巢勋所想发扬的画道画学正与其心心相印。然而，《芥子园画传》原书已经很难看到了，后世翻刻翻印的本子又都谬误失真，倘若能得此书重刻行世，真的能有利于后学。于是，就同意巢勋将《芥子园画传》刊刻出版，至于巢刻本选用的是哪个本子，并无明文标示。然而，天不佑英才，张熊在新书出版前已经离世。于是，张熊之孙，承继爷爷的先志，与巢勋一起，采用西方石印技术，将《芥子园画传》刻版，并附上数十位海派名家画稿。

  |  负面影响深重  |

  虽然巢勋在后跋中说，《芥子园画传》的再版，会使中国的画道画学“可以不衰矣。”似乎出发点十分高尚，但巢勋对于此次刊刻，却又另一番总结：“众善兼收，无美不备，俾揣摩风气者有所取资焉。余既乐师志之克成，又幸初学之得其阶梯也。”至于巢勋所谓的“俾揣摩风气者有所取资焉”是什么，因为已经说明了“又幸初学之得其阶梯也”的作用，所以这里不是说有助于社会上盛行的学习绘画的风气，应该是指追逐当时流行的“四王吴恽”的风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除去《芥子园画传》所一直强调的有利于初学者入门的功用外，从李渔所说的：“不必居画师之名，而已得虎头之实”，再到巢勋所说的“俾揣摩风气者有所取资焉”，《芥子园画传》实际是一个功利性逐渐加强的过程，而巢勋刻本因其采用石印技术，在普及率大增的同时，也对中国绘画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也就是近现代的一批著名美术家，从“保守”如黄宾虹，到“激进”如徐悲鸿，都对《芥子园画传》痛恨之至的原因。